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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係史 【字體:

                                                          張俊義: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對美日妥協之因應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澳门皇冠》2014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12月18日

                                                          摘要:1941年美日祕密談判是太平洋戰爭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談判的最終破裂對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起了某種直接推動的作用。由於美日關係的走向直接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前途 ,因此從獲悉美日談判消息起,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即對該談判給予了強烈的關注 。出於對國際形勢及美日矛盾緊張程度的判斷 ,一直到美國方面拋出臨時過渡方案前  ,國民政府與蔣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來看待此次美日談判。在美日談判的最後階段 ,當面對美方提出臨時過渡方案及美日即將達成臨時妥協的關鍵時刻,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主動出擊 ,打了一場出色的外交公關戰 。在此過程中 ,身爲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和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駐美國的宋子文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美國政府不得不放棄對日妥協方案 ,轉而對日採取更爲強硬的立場,從而導致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發生和中國抗戰局勢的全面好轉 。

                                                           

                                                          關鍵詞:美日祕密談判、對美外交、蔣介石、宋子文、胡適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美日祕密談判爲史學澳门皇冠中一個長期受到關注的課題,圍繞此次美日談判的性質、內容及對中國的影響上  ,學者們曾發表過大量比較有系統的澳门皇冠成果,且已取得相當多的共識。[1]然而,以往澳门皇冠在涉及中方對美日談判的態度及反應上,澳门皇冠者囿於所關注視角的不同及運用史料的束縛,對某些重要歷史細節的認識依然不是很清晰 ,有些結論亦不免失之偏頗 ,並且對此次中方力阻美日祕密妥協的重要性的認識似乎也稍顯不足,該問題仍有進一步澳门皇冠的空間 。2004年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澳门皇冠所檔案館陸續全面開放了其所保存的宋子文檔案與蔣介石日記 ,其中有不少內容涉及國民政府對美日談判的反應  ,彌足珍貴 。本文嘗試以宋子文檔案和《蔣介石日記》(手稿)爲主,並參考其他檔案史料,對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國民政府、尤其是身爲國民政府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對美日祕密談判所做出的種種反應,在前人澳门皇冠的基礎上 ,加以訂正與補充 ,同時筆者亦嘗試通過對《蔣介石日記》的解讀,探究蔣介石對美外交的心路歷程 ,對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對美外交的謀略及實踐輔以簡單的介紹及評析 。

                                                           

                                                          一、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的對美政策與外交

                                                           

                                                          1941年美國當地時間127日,日本海軍對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發動突然襲擊,日、美正式開戰 。日美交戰 ,對於獨撐抗戰危局的中國軍民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對於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而言 ,這一天也是其自抗戰以來所一直翹首企盼的解決中日戰爭的重大轉機。

                                                           

                                                          1937年中日全面爆發戰爭以來 ,國民政府最高當局開始意識到尋求對日妥協不能解決中日間的衝突 ,而以中國當時羸弱的國力,單憑中國一國之力,也很難打贏這場戰爭 。於是,便採取一邊抵抗一邊尋求國際社會援助、苦撐待援的策略 。在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活動基本圍繞着這樣一個策略來展開。

                                                           

                                                          戰爭初期 ,國民政府開展全方位外交 ,尋求除日本以外所有西方列強包括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援助與支持,作爲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更是把相當多的精力用在了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上,在仔細考察並評估了各國實力及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及影響力後,從1938年起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開始把外交的重點逐漸轉移到美國方面 。蔣介石當時對各國曾有過這樣的判斷:“英國老謀深算 ,說之匪易 ,俄亦自有國策 ,求援無效。惟美爲民主輿論之國較易引起義俠之感,且羅斯福總統確有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懷抱。如輿論所向、國會贊同則羅斯福總統必能有所作爲 。”[2]19389月 ,蔣介石任命在中美知識界均享有較高名望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行政院長孔祥熙在給胡適的電文中特別指出:“此次使美 ,國家前途利賴實深 ,列強唯美馬首是瞻,舉足輕重,動關全局 ,與我關係尤切” 。[3]101日 ,外交部在給胡適的電令中向其明確了他此次使美的主要目標:1、促請美國修改或廢除中立法 ;2、爭取援華物資;3、促成對日經濟制裁;4、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 。[4]

                                                           

                                                          然而,國民政府尋求美援的道路並不平坦 。作爲一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國家,在當時的國際社會中,中國並沒有多少話語權 ,在東亞帝國主義強權體系中 ,中國一直扮演着一個被動與次要的角色 。因此,中國對外尋求援助 ,除了自身的努力爭取,更多的還要看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  ,以及遠東國際關係特別是美英與日本關係的發展走向 。

                                                           

                                                          19381111日,蔣介石曾在日記裏寫道:“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與信心堅持到底 ,即堅忍不拔之態,取得最後勝利 ,在外則望英美聯合激起國際干涉,使敵獨霸東亞與克服中國之野心喪失 。”[5]

                                                           

                                                          在蔣介石的對日戰略中,中日戰爭是一場長期的持久戰,“我之對倭,在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 ;在以廣大之空間土地 ,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6]爲此 ,對內國人必須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 ,不畏失敗與犧牲 ,他認爲:“非此犧牲不能暴露倭寇之野心,不能促成英美之決心 ,不能喚醒國民之覺悟 ,故今雖大敗,而於來日復興之基礎實植於此也。”[7]因此  ,到1938年底,雖然由於日軍的瘋狂進攻,廣州與武漢先後陷落 ,國民政府遭遇“大敗”與“犧牲”,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的侵略行爲逐漸招致其與美英等國的關係緊張加劇。在東亞擁有重大利益的英美 ,終於被逼聯手向日本施壓,同時開始對中國的抗戰施以援助 。19381130日 ,美國總統羅斯福批准了延宕多日的中國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 ,[8]12月,英國宣佈給予中國首筆50萬英鎊的貸款援助 。[9]這兩筆貸款雖數額不大,但其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對中國的抗戰起到了鼓舞作用。對此,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曾有過如下評價:“全國形勢以我能持久抗戰 ,不屈不撓,至最後十二月顯有進步  。以英、美對我貸款,已不畏倭寇之強暴,可見敵寇之威信墮落 ,已不爲國際所重視。”[10]

                                                           

                                                          蔣介石很清楚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只有利害,決無是非” 。[11]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與蔣介石一直尋求從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獲得援助與支持  ,但中方的所有要求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冷遇,直到1938年底,中國獨撐抗戰的局面纔開始有所改觀 。此後隨着美日關係的日趨緊張 ,美國對日態度逐漸強硬。19397月,美國宣佈6個月後廢除1911年與日本簽訂的《美日通商航海條約》 ,並着手澳门皇冠修改中立法 。19399月 ,歐戰爆發後,遠東形勢充滿變數,一方面英美專注於歐洲戰事 ,無暇東顧 ,另一方面日本則加緊擴大了在東亞的侵略步伐 ,與美英之間的矛盾繼續加大。對於中國而言,一方面中國面臨着獨力抵抗日本日益瘋狂侵略的風險 ,另一方面中國在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發揮的作用開始日益爲美英所重視,國際地位也由此得到提升,與美英攜手對付日本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強。自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一直認爲 ,“中國欲得勝利,必在堅持抗戰,必待國際問題之總解決”,[12]歐戰的爆發,提供了這樣一個“總解決”的機會 ,193992日  ,即歐戰爆發的次日 ,蔣介石即召集行政院長孔祥熙、外交部長王寵惠等共商中國的應對之策 ,蔣介石當時就主張對德宣戰 ,以期先發制人,以避免英國在遠東與日本妥協  ,但考慮到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有蘇聯不能援助與德交戰國家的條款,才暫時放棄了這種想法。[13]蔣介石當時考慮的是 ,中國“必須提前加入英法陣線使倭不能加入”,[14]但隨後蔣介石很快意識到,“遠東問題之根據在九國公約 ,其重心在美國,當有單獨解決之可能”,因此,是否參加歐戰“應視美國態度爲標準” 。[15]

                                                           

                                                          於是 ,歐戰爆發後 ,國民政府更加緊了對美外交的力度,並以此作爲中國抗戰與國際問題一併解決的關鍵。鑑於對美外交的重要性 ,蔣介石親自掌控全局,事無鉅細均親力親爲。從重慶到美國 ,從輿論到實踐,國民政府尋求美援的外交可以說是全方位立體地展開。縱覽這一時期蔣介石的日記 ,我們明顯可以看出,對國際形勢的研判、日美外交動向及對美外交的運用一直佔有相當的篇幅  。當時對美外交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爭取美國對華經濟與軍事援助、督促美國對日製裁、防止英法對日妥協等幾個方面展開。

                                                           

                                                          與此同時 ,隨着德、日法西斯窮兵黷武的日益加劇,國際形勢出現了更加有利於中國的變化。19409月 ,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署同盟條約,世界法西斯侵略陣線和反法西斯陣線陣營的劃分日益明顯 ,美國加大援華的可能性大大增強,國民政府藉助外力來解決日本侵略的前景開始變得逐步清晰了起來 。對此,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裏曾做出過如此的表述:“倭果與德意訂立軍事同盟 ,此爲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 ,“自九一八以來 ,時謀導引太平洋問題總解決之期能早日到來 ,俾我國得脫離危亡之局” 。[16]爲應對這種新局面,蔣介石認爲,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自三國同盟發表以後抗戰地位又提高一層,對英對美對俄及對三國盟約國之方針暫定如次:甲、保持抗倭陣線與態勢 ,以不予媾和爲原則;乙、使美英俄對我增加援助 ,而不再藐視或加我以壓力”。[17]

                                                           

                                                          軸心國集團成立前後  ,日軍加快了南進的步伐。19406月,日本利用法國投降德國之機  ,強逼法屬印度支那當局關閉了滇越鐵路。7月 ,日本又迫使英國關閉了滇緬路。美日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爲應對日本的威脅,美國一方面推出一系列對日經濟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則加大了援華力度 ,希望藉助中國人民的抵抗來拖住日軍侵略的步伐 。在中國方面,爲加強對美外交,19406月  ,蔣介石派宋子文以其私人特使身份使美 ,爭取美援與密切聯絡。通過宋子文在美多方努力,國民政府在尋求美援上獲得多項重要成果 ,19409月  ,中美達成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協議,同年11月 ,美國政府批准了向國民政府借款1億美元 。19414月,中美平準基金協議簽署。同年3月 ,美國國會批准了《租借法案》,不久 ,美方宣佈 ,中國可以根據《租借法案》獲得美國的援助 。這樣 ,到1941年中旬 ,美國建立起了包括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在內的援華體系 。

                                                           

                                                          二、對美日妥協之因應

                                                           

                                                          起初,蔣介石派遣宋子文到美國 ,其主要目的是欲利用宋子文在財經方面的特長和在美國的人脈來儘可能多地獲取美方經濟援助 ,由於在美表現出色 ,宋子文贏得了蔣介石信任 ,因此以後就代表國民政府在美國從事外交活動,在宋子文駐美期間,許多中美間的重大外交事件都是蔣介石直接下令宋子文去辦理  ,蔣的這一舉動 ,經常令當時重慶的外交部和華盛頓的駐美使館感到處境尷尬。由於中美關係的地位重要 ,掌控對美關係佔據了蔣介石日常工作的主要內容 。這一點,僅從當時蔣介石日記中對美關係有關記錄所佔的比重上 ,人們就可以輕易做出判斷。特別是進入194111月後 ,隨着日美關係的日趨緊張,對美關係已成爲蔣介石每日關切和處理的第一要務。初步估算,在194111月蔣介石的日記中涉及對美關係內容的記錄竟達25天 。考察這一時期蔣介石日記 ,可充實我們對這一時期中美關係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 ,而這一時期宋子文與蔣介石的往來文電則可以爲此提供珍貴與真實的佐證  。

                                                           

                                                          進入1941年以後,美日關係持續緊張,美日之間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急劇增加,戰爭一觸即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中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然而 ,令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沒有料到的是,一場美日間的妥協談判此刻在祕密展開 。

                                                           

                                                          1941年年初起,美國支持中國抗戰的政策已經明確 ,但美國對日政策如何發展仍未最終確定。同年4月,由美、日兩國民間人士發起美日談判,形成了代表日方意向的《日美諒解案》 ,其主要內容包括:日本僅在德國遭受未參戰國攻擊時才履行三國同盟義務 ,承認中國獨立和從中國撤軍;美國承認“滿洲國”,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談判,推動蔣汪合作、日美恢復經濟關係等。[18]美方遂決定以《諒解備忘案》爲基礎與日方舉行官方正式談判,於是談判從4月開始在華盛頓陸續祕密展開 ,美日雙方談判代表分別是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與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 。談判伊始,美方制定了包括尊重中國主權、不干涉他國特別是中國的內政、商業機會均等以及維持太平洋地區現狀等四項談判原則。[19]美日談判主要議題圍繞着德意日三國同盟、美日合作和中國問題來進行 。當時美方的意圖是想通過談判拆散德意日三國同盟 ,避免將來東西兩面作戰  ,同時牽制日本的“南進”,而日方的主要意圖則是欲借談判謀取美方承認其在中國侵略利益的同時,解除對日經濟封鎖 。這場美日談判時斷時續持續很長時間 ,雙方從19414月一直談到12月  ,長達8個月,共分兩個階段,其中7月底之前爲第一階段 ,美方曾試探性提出以承認僞“滿洲國”的獨立和共同防共等犧牲中國利益的方案來換取日本在中國問題上的讓步 。但是 ,美方的這一讓步遭到持強硬立場的松岡洋右外相所拒絕 ,談判陷於僵局。8月初,野村提交新的方案,日本準備以部分撤出進入印度支那軍隊爲條件,換取美國解除對日本石油禁運、解凍日本在美資產和停止對華援助。雙方開始了第二階段的談判。

                                                           

                                                          美日關係一直是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然而在美日談判的開始階段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並不知情 。據目前所能發現的資料看,國民政府最早探悉美日有可能祕密接觸的信息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519日,莫斯科《真理報》發佈一則新聞 ,稱據來自紐約的消息  ,“傳日本已向美政府提議,請美國調停中日戰爭。”[20]在當天的日記裏,蔣介石記下了如下一段文字:“美國調停中日之輿論漸起。二、美仍想與倭妥協  ,故其貸械案雖批准,非武器之物品耳。”[21]520日,蔣介石繼續對這則傳聞發出感慨:“美國始終想與倭寇妥協,白人皆視黃人爲玩具,可痛。以美國對英之熱情與其對華之比較 ,豈嘗血濃於水而已 。”[22]

                                                           

                                                          據《蔣總統祕錄》記載,523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約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 ,就美國對日交涉的見解有所說明。赫爾指出:“歐洲戰爭雖越來越危險  ,但歐洲和遠東乃是一整體問題” ,他表示美日交涉沒有達成任何一項協議 ,同時更保證:“關於美日和平的任何問題,在沒有事先充分和中國方面商討以前 ,不會作結論性的交涉。”[23]

                                                           

                                                          對於523日的這次會見,《王世傑日記》中曾有過更爲詳細的記載 ,據稱 ,在5月底,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郭泰祺抵達舊金山時 ,駐美大使胡適打電話託其密告政府 ,國務卿赫爾曾非正式詢問,“中日戰爭有無和平解決之可能,赫氏並謂,日本方面近已間接向美政府人士表示,如美國不過分與日本爲難,願與中國了結戰爭。並逐步脫離軸心集團雲 。”胡適當時直接告訴赫爾 ,中日戰爭和平解決現時絕不可能,事後,胡適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提交美方,詳細說明了中方理由。胡適這麼做事先並未向國內請示,[24]這種違反常規的行爲,從一個側面也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方面對正在進行的美日妥協談判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直到67日 ,胡適才把此次與赫爾會談的信息致電外交部,稱:“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在美多方遊說 ,企圖緩和日美空氣,但據國務卿言,日本並未正式向美表示盼其調停中日戰事 。”[25]

                                                           

                                                          在此前後,以蔣介石私人特使身份在美尋求經濟援助的宋子文也探聽到了美日祕密談判的相關消息  ,64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稱:

                                                           

                                                          日本駐美大使野村 ,曾向美國務卿商訂類似日俄協定之約,上星期重新提議 ,國務卿以日屢次失信 ,例如‘門戶開放’等毀滅無遺,對日當局,已無信用 ,婉詞拒絕 。又美駐日大使克魯報告 ,日海軍不願與美開戰,社會名流,亦多不滿當局政策,此項消息 ,國務院密交紐約泰晤士報於下星期登出,用意在表示日美間目前無重大變化 ,即如上月廿七日總統演說 ,未攻擊日本一字,亦足見對日關係,有不願尖銳化之勢。[26]

                                                           

                                                          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至少到19416月  ,國民政府方面已經明確獲悉美日正在祕密接觸的信息,但當時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並未採取有針對性的反制行動。箇中原因大概是首先國民政府方面對此次美日祕密談判的內容及實質仍不是很清楚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國際形勢及中美關係總體上對中方有利 。

                                                           

                                                          實際上美日祕密談判並未影響美國政府援華制日的行動。19415月 ,美國把對日出口管制擴大到了美國全境及附屬領土 。7月 ,在日本佔領印度支那南部後 ,美國宣佈凍結日本在美全部財產。此外,在援華上美國也加強了力度 ,19414月 ,《中美平準基金協定》在華盛頓簽署 ,雙方同意設立中美平準基金,美方允諾在1941630日前購買5000萬美元的中國貨幣,同時 ,中國政府向基金撥付2000萬美元 ,用以穩定法幣與美元的匯兌 。[27]同月 ,羅斯福簽署命令,同意美國退役軍人加入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組織的美國志願航空隊 。同時美方還應蔣介石的要求推薦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擔任蔣介石的私人顧問。7月,美國還派出以馬格魯德(John Magruder)爲首的軍事代表團來華  ,考察與租借援助相關的事務 。美方的這些友善舉動,令國民政府與蔣介石不相信美方會向日本出賣中方的利益 。

                                                           

                                                          實際上自6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很長一段時間關注的焦點是日蘇關係。他本能地判斷日本將迅速北進向蘇聯發動進攻。622日,蘇德戰爭爆發當天,蔣介石就在日記中迫不及待地推測:“倭於下月將攻俄乎 ?”[28]

                                                           

                                                          624日 ,蔣介石在重慶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要他轉告華盛頓:希望美國在短時間內能發表一份援蘇聲明 ,爲此他指出 ,“欲使美國避免捲入太平洋戰禍,最好辦法惟有援助蘇聯,稗日本於北太平洋多事之秋  ,不得不自動放棄其南進政策, 美日之當面衝突可以從而避免矣。”[29]在當天的日記裏,蔣表示:“如英美能贊成 ,或能保證中俄合作,則我無害矣。”[30]

                                                           

                                                          蔣介石認爲:“自德認汪僞以後 ,倭必攻俄無疑。俄倭如果戰爭,則中華民族之生命乃有基礎,他日勝利未始非希脫勒助我之力也。”[31]

                                                           

                                                          基於如上判斷 ,蔣介石對於當時美日之間的接觸 ,他甚至認爲“此時倭必對美要求全般妥協工作 ,然後再攻俄北進。”[32]

                                                           

                                                          86日  ,野村再次向赫爾提出日本的新方案 ,美日重啓談判 。爲打破談判僵局,日方建議舉行雙方首腦會談 。828日 ,野村會見羅斯福 ,提交了一封日本首相近衛致羅斯福的親筆信和日本政府的聲明 ,表示日本願從大處和長遠處與美國討論雙邊關係 ,並繼續建議舉行日美首腦會議。[33]對於首腦會談,羅斯福起初表示贊成,但赫爾卻持異議,他懷疑日本對和平的誠意,此後 ,美方回覆日方,希望美日先舉行預備性談判,實際上拒絕了首腦會談的建議 。[34]

                                                           

                                                          8月末開始,國民政府陸續從多種渠道探知美日在進行祕密談判的消息 ,與以往一樣  ,起初蔣介石對美日祕密接觸並未表現出過多的擔憂 。從美方對日逐漸強硬的行動判斷 ,蔣甚至認爲  ,此時的美日交涉 ,倒有可能是日本在美國日益強硬的壓力下主動尋求妥協與讓步的行爲 。

                                                           

                                                          野村面見羅斯福總統後,日本內閣發佈了近衛首相致羅斯福手書的消息 ,但未公佈具體內容 ,蔣介石得知消息後對美日交涉進行了深入澳门皇冠,[35]831日的“上星期反省錄”裏  ,他分析道,“自近衛致書羅斯福之後,倭之精神在事實上已經屈服 ,然而美國對倭仍無最後戰爭之決心 ,惟思其不戰而屈 ,此乃英美之弱點 ,然而於我國亦無重大不利之影響 。”[36]

                                                           

                                                          身處美國的宋子文通過特殊渠道獲悉了近衛致羅斯福信函的內容,93日,宋子文致電蔣介石就此做了彙報 ,電稱“近衛致總統函內容如下:(一)歐戰期間日本應允不再向外有軍事上發展。(二)日駐越軍隊減至一萬人  ,越軍港不建築工事 。(三)中國本部及東三省維持現狀 ,希望美國勸告中國長期停戰 。(四)日本希望美國恢復經濟關係,解除凍結,另訂通商條約 ,及勸告英荷同樣與日恢復邦交。”宋子文在電文中還報告了美政府對此的態度 ,認爲近衛所提幾點“無非延宕手段” ,美國方面對此心知肚明,“惟不願對外公開發表,恐因此惹起軍人對近衛內閣之暴行,但認定無論如何一二月內 ,近衛亦難支持 。屆時 ,即爲太平洋戰爭發動之時。美方因不願日軍人藉口此次向美協商而推倒近衛 ,故絕對不願絲毫有所泄露也 。”[37]

                                                           

                                                          此時  ,駐美大使胡適就美日談判事也向美政府提出質詢,94日,赫爾國務卿應胡適之請對此作了當面回覆 。赫爾稱:“日美兩國所舉行之談話,系屬偶然 ,或試探性質 ,但雙方迄未覓得可作談判之共同基礎”,他表示 ,“美國政府甚至在考慮涉及中國情勢之任何談判以前 ,希望與中國政府及其駐美大使 ,討論全盤問題。”910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正式致函美駐華大使高思 ,要求美方就美日談判的有關情況予以通報,915日 ,高思奉命將94日赫爾國務卿與胡適的談話內容通知中方,並以此作爲回覆。[38]在當天的日記裏 ,蔣介石如此記述:“今日正式通告我國 ,於美倭試談時,凡有涉及中國者,必先與中國協商,並明言倭侵略行動不停止 ,則其經濟制裁決不停止之意,可以安定國人心理 。”[39]

                                                           

                                                          由於美日談判攸關中國利益,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毫無例外地給予了足夠的關注 ,對美日交涉的前景  ,也一直表現出謹慎的樂觀 。事實上到9月底,美日談判仍未有任何具體的進展。在930日的日記裏 ,蔣介石寫道:“美倭祕密試探交涉兩月來並無進步 ,本料美油運俄經過日本海時將引起倭與美俄戰爭 ,而屆時美油安全到俄 ,並無糾紛,此乃倭對美屈服之一也 。”而他預測的日本進攻蘇聯的一幕也沒有發生 ,爲此他感嘆“世界全局未能如我所預定者也。”但是,考慮到目前日本“國內之惶惑,及其政治經濟之紛亂窘迫,”他預料下月日本國內必有變化。[40]

                                                           

                                                          確如蔣介石所料。1016日,日本國內出現變局 ,主張與美國通過談判和讓步來緩和日美關係的近衛內閣倒臺,日本組成以東條英機爲首相的軍人內閣。這是一個蔣介石樂見的變化 ,在1017日日記裏,蔣高興地寫道,隨着軍人內閣的組建 ,“其對美對俄必開戰在即,餘之政策成矣。”[41]

                                                           

                                                          113日 ,在美的宋子文拜見了總統羅斯福,羅斯福向他解釋日美談判的真實意圖。

                                                           

                                                          總統雲 ,日本徒以宣言,妄想交換恢復經濟關係,餘真意非待中日問題圓滿解決,談不到其他問題 ,日方要求餘與近衛海上會面 ,餘虛與委蛇 ,最後 ,日本發覺我故意延緩,近衛內閣遂倒 ,但此次交涉延宕時間 ,非無裨益,六個月前,認爲菲律濱不可守 ,毫無防禦設備 ,現在炮臺工事 ,俱已堅固 ,飛機足以控制菲律濱華南間之航線矣等語。[42]

                                                           

                                                          119日,蔣介石從宋子文處得知,來自美國陸、海軍部長的密報 ,美國“以十二月十日遠東備戰完成,對倭即可作最後之表示。”並“以此推測 ,美乃有先制日而後對德之決策 。”[43]

                                                           

                                                          然而 ,在11月中旬 ,鑑於美日關係極度緊張 ,戰爭一觸即發,爲了爭取時間,羅斯福和赫爾決定拿出一個臨時過渡方案 ,向日本做出讓步。美國當地時間1122日,赫爾先召集英國、澳大利亞和荷蘭三國駐美大使,就與日本達成臨時性妥協方案,試探各方的反應,當日下午美方又約請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參加會商 。會談中赫爾提出 ,鑑於太平洋防務形勢緊張,爲拖延時間 ,美方考慮提出一個臨時解決方案:如果日本撤退駐越南全境的軍隊或只留二、三千人 ,並允不向其他新方向進攻  ,美方將放鬆對日經濟封鎖 。胡適提出中方的兩點關切:1、所謂不向其他新方向進攻  ,是否包括中國在內。2、放鬆對日經濟封鎖以何爲限  。赫爾的解釋是:不向其他新方向進攻僅指由越攻滇  ,不包括中國全境。如何放鬆經濟封鎖還沒有具體辦法,日澳门皇冠堅持希望的是解除凍結資金。胡適當即表示,這兩點與中國關係巨大,日本不能南進或北進,必全力進攻中國  ,這樣的話,中國就被犧牲了。而對日經濟封鎖美方纔實行4個月,更不能輕易放鬆。赫爾解釋說,“日美談判甚少根本接近”,剛纔所談“只是探討有無臨時過渡辦法之可能耳” ,他要求中方對此嚴格保密。[44]

                                                           

                                                          然而,1124日 ,赫爾再次召集中、英、澳、荷四國駐美大使 ,正式通報了美方準備向日本提出的臨時過渡方案 ,其主要內容包括:日美兩國約定 ,不得從其軍備區域,向亞洲之東南、東北 ,或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各區域 ,作進攻之威脅 ;日本承諾將從越南南部撤軍 ,同時將在越南全境的駐軍減少至2.5萬人 ;美國有條件地解除對日資產凍結 ,有限度地恢復對日貿易 。臨時過渡方案的有效期爲三個月,屆滿時視情況兩國再決定是否延長。當時胡適僅對美方的這一臨時過渡方案的具體條款提出異議,指出,關於允許日軍在越南的駐軍數在22日會面時赫爾口頭說的是二三千人  ,而今卻定爲兩萬五千人,“其數過多,實足迫脅我國”,此外,關於日本不向南向北進攻的範圍如果不包括中國 ,則中國“將獨蒙其害” 。赫爾對此的解釋是,根據美國海陸軍的報告 ,美國需要三個月的準備時間 ,其次 ,日本打着和平旗幟而來  ,美方也需有和平的表示。至於中國現時最急者是日本由越攻滇,切斷滇緬路這個中國的經濟通道,這一過渡方案將有助於保護滇緬路的暢通。在當天發給外交部的電報裏的最後,胡適推斷,美方的這一過渡方案出自陸海軍官 ,恐不易阻止,他急需得到中央的指示。[45]

                                                           

                                                          美方的這一舉動實出蔣介石的意外 。1124日 ,蔣接到胡適的通報後大爲震怒。在當天的日記裏,蔣介石詳細記錄了他得知此事後的反應與舉動:

                                                           

                                                          昨日[46]美國務卿召集中英澳荷四國使節在國務院會商對倭談話問題 ,我胡大使雖在最後到會加入,然此爲太平洋聯合對倭陣線第一次公開之形式 ,我國至此脫離孤立之危 。然而回憶十年來之苦鬥與軍民之犧牲慘烈情形,不禁悚懼系之。

                                                           

                                                          本日下午忽接胡大使電稱 ,昨日美國邀商者爲:撤退駐越南軍隊之大部,保證不南進 ,不攻滇 ,而由美國放鬆經濟封鎖事  。其對中國撤兵問題毫不提及,乃可知美國仍對倭妥協而犧牲中國甚矣  。國際無道義,痛憤盍極 。餘覆電嚴斥美國之虛妄 ,尚冀其不變政策 ,不絲毫放鬆經濟封鎖也。[47]

                                                           

                                                          跟胡適在與美方接觸時拘泥於臨時過渡方案的具體條款不同,蔣介石完全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這一臨時過渡方案 ,在接到胡適電報後,蔣介石立即採取了多渠道的系列外交行動  ,向美方嚴正表明其反對的立場。

                                                           

                                                          蔣介石首先通過官方正式渠道由駐美大使胡適出面向美提出交涉 。1124日 ,亦即接到胡適電報的當天 ,蔣介石回電胡適 ,要其以官方名義警告美國:

                                                           

                                                          如果在中國侵略之日軍撤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以前 ,而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 ,無論有任何一點之放鬆或改變,則中國抗戰必立見崩潰,以後美國即使對華有任何之援助 ,皆屬虛妄,中國亦決不能再望友邦之幫助 ,從此國際信義與人類道德亦不可復問矣 。

                                                           

                                                          他要求美方“切不可對經濟封鎖有絲毫之放鬆 。”[48]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展開一系列私人外交活動 ,向美方發動了一場外交攻勢 。1125日,蔣介石通過其私人顧問拉鐵摩爾致電時任羅斯福特別行政助理的居里(Lauchlin Currie) ,向羅斯福總統表明反對的態度。在致居里的電報中,拉鐵摩爾提請居里立刻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的強烈反應並拿出應對意見 。拉鐵摩爾稱,他從未見到過蔣介石如此動怒 ,對日放鬆經濟制裁將極大地提升日本在華軍事實力,非常危險  ,目前所達成的與中國有關的任何一條臨時過渡辦法都會令中國人對美國的信任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拉鐵摩爾最後警告道,倘若中國國民對美國的信任 ,因日本藉助外交勝利逃脫軍事上失敗的傳聞而大受傷害,那麼即便是委員長本人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控局勢。[49]

                                                           

                                                          1125日,蔣介石又專門致電宋子文 ,請他設法在美活動,務使美方收回成命。這封電文的內容對美方明悉蔣介石的態度和最終決定放棄臨時方案起到了相當作用,以往澳门皇冠中基本無人提及,現全文引錄如下:

                                                           

                                                          昨致胡大使電,諒已由其抄閱,請兄設法將中原電之意 ,轉告其陸海兩長 ,並譯送居里一份  ,再望口頭說明此事嚴重之程度 ,如美對日經濟封鎖 ,或資產凍結 ,果有一點放鬆之情況,華盛頓或有此種消息之泄露,則我國軍心必立受影響,因兩月以來 ,日本在華宣傳 ,多以本月內美日談話必可如計完成 ,故我南北各方動搖分子,確有默契 ,只要美日一旦妥協,或美國經濟封鎖略有一點放鬆,則中日兩國人民觀感,即視爲美日妥協已成 ,中國全被美國犧牲 ,如此全國人心不僅離散 ,而亞洲各國失望之餘 ,因其心理之激變,必造成世界上不可想象之慘史,從此中國抗戰崩潰,故不待言,日本計劃,乃可完全告成,若此美國雖欲挽救亦不可能,此豈只中國一國失敗而已哉。此時惟有請美國政府立即宣明,與日本決不妥協之態度 ,並聲明,如日本在華侵略之軍隊撤退問題未有根本解決以前 ,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決不絲毫之改變或放鬆 ,則中國軍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方有補救 。否則美國態度曖昧 ,延宕不決 ,而日本對華之宣傳必更日甚一日,則中國四年以前之抗戰,死傷無窮之生命 ,遭受歷史以來空前未有之犧牲 ,乃由美政府態度之曖昧遊移 ,而與日本[50]毫不費力之宣傳與虛聲之恫嚇,以致中國抗戰功敗垂成,世界禍亂迄無底止 ,不知千秋歷史將作如何記載矣 。[51]

                                                           

                                                          此電措辭強烈 ,酣暢淋漓 ,蔣介石料定美方對中方的反應不敢等閒視之,因此對自己的表現也頗爲的自得  。在25日當天的日記中,蔣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爲美國有放鬆對倭經濟之意,乃匯萃全神 ,致胡、宋各電 ,要求美國立即宣佈其不妥協態度 。此種理智與真機,非遇此種危急時不易流露 ,更覺憂患爲人生之良藥 ,絕處逢生之妙機常在於此也 ,豈僅憂患不足畏懼而已哉 。[52]

                                                           

                                                          1125日,駐美大使胡適奉命約見了國務卿赫爾 ,會談中 ,胡適首先向赫爾轉交了一封外交部長郭泰祺1124日發給胡適的電報 ,內稱:“閱悉你的電報(指1122日胡適致外交部電——筆者注)後 ,委員長反應強烈,他得到的印象是,美國政府正準備將中國問題拋開一邊,與日本協商尋求一個解決方案,以犧牲中國爲代價安撫日本 。我向他解釋,國務卿一直對基本原則表現出極大的尊重,相信他不會對日本做出讓步。事實上國務卿正在向各方探詢對日臨時過渡方案的可能性 ,還未向日方透露任何東西。即便如此,我們堅決地反對美方所採取的任何可能增加中國抗戰困難和提升日本侵華實力的舉措。”[53]胡適稱 ,雖然中國的外交部長洞悉日本問題的廣泛國際性影響,它涉及到包括中美在內的許多國家,但是委員長對形勢卻不是很熟悉 ,所以他反對美國的臨時過渡方案。赫爾對此迴應說,蔣委員長和蔣夫人曾迭次致電華盛頓 ,告訴我們日本通過印度支那進攻滇緬公路的極大危險 ,大聲呼籲我們提供援助,而今他卻無視我們對他的關照 ,猛烈抨擊起對日解除一些商品的封鎖 。赫爾有點負氣地表示,“當然,我們可以取消這一建議 ,但是 ,如果日本向南採取軍事行動 ,請大家一定諒解,不要指責美國沒有派艦隊進入靠近印度支那和日本附近的水域。”從赫爾上報羅斯福的25日會談備忘錄看,與蔣介石的慷慨陳詞和快速果敢的行動相對應,胡適的對美交涉頗不得要領  。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在此次會談中,胡適並未向赫爾提及1124日蔣介石發給他的電報內容。[54]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也許是25日胡適面見赫爾時,還沒有看到蔣24日發給他的電報,這在宋子文25日發給蔣介石彙報他與美海軍部長諾克斯(Frank Knox)談話內容的電報中,部分可以得到證實,在該電開頭部分,宋子文稱:“有電(亦即25日蔣發給宋子文的電報——筆者注)敬悉 。昨致胡大使電,尚未譯出” 。[55]然而,宋子文在25日收到蔣當天發給他的電報時,蔣24日發給胡適的電報卻還沒有譯出 ,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即便未及時向美方反饋蔣介石意見的責任可能不在胡適 ,但是,他在25日與赫爾會談中的諸多表現依然很難讓人滿意,從美方檔案看 ,胡適未能堅決地貫徹蔣對臨時過渡方案所持堅決反對的立場,對美方提案並未表現出應有的警惕 ,相反他在會談中卻多次表態,國內如此激烈的反應是對美國所面臨的局勢不甚瞭解所致。在會談的最後,胡適甚至向赫爾表示,他要給中國政府發送一封詳細的解釋性報告,以緩和中美間由此帶來的緊張局勢。[56]25日當天與美國務院遠東司政治關係顧問賀百克(Stanley K. Hornbeck)的會談中 ,胡適的這一態度表現得更爲明顯 。他向賀百克表態,他保證要讓他的政府多從美方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並稱  ,如果他的這一努力未獲成功 ,也只能說明 ,中國所面臨的困難 ,從重慶視角和從華盛頓視角分開來看,是多麼的不同。[57]

                                                           

                                                          與胡適書生氣的迂腐天真不同,宋子文則是不折不扣地執行蔣的旨意,在制止美日妥協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接到蔣介石25日發來的電報後 ,宋子文立即多方奔走,四處聯絡 ,他先是通過羅斯福總統的親信高可任(Tomas Cochran)將電文內容轉呈羅斯福[58],與此同時,他將電文轉發給了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59] ,在25日當天 ,宋子文還親自拜會了海軍部長諾克斯,將蔣介石來電之意當面進行了傳達 。[60]他還試圖聯絡美國情報協調處處長多諾萬(William J. Donowan)上校,以擴大影響  。[61]

                                                           

                                                          19406月到此次美日談判事件發生時 ,宋子文已經來美將近1年半的時間 ,在爭取美國援華貸款與租借物資上取得很大成績 ,展示出過人的才幹,頗得蔣介石的賞識 。宋子文了解美國人的心理,做事高效獨斷 ,他崇尚私人外交,遊走於美國上流社會,與衆多美國高官都結有很深的私誼 ,像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A. Morgenthau)、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克斯、情報協調處主任多諾萬等經常是宋子文府上的座上賓,利用這些人脈,他經常能得到別人很難獲取的美國政府的機密情報和比較容易地完成政府交辦的任務 ,此外 ,在從事外交活動中,他經常劍走偏鋒,不循正常的外交途徑 ,擅長用私人關係來解決問題。在此次對美交涉中,宋子文的這些特點得到了充分展現 。蔣介石的這封電報很快就到了羅斯福手裏  。同時 ,電報也到了陸軍部長史汀生、海軍部長諾克斯等人的手中 ,這些人大都同情中國,主張對日強硬  ,他們在收到宋子文轉交的電報後均有所行動,對美國務院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以至於國務卿赫爾事後專門透過居里致電在重慶的蔣介石私人顧問拉鐵摩爾  ,對宋子文的這種不按常規外交途徑的做法表示不滿。[62]

                                                           

                                                          羅斯福看到蔣介石來電後 ,立即應約於1126日接見了宋子文與胡適  ,向中方當面解釋美方的意圖和聽取中方的意見。會談中,羅斯福對美方的做法進行了辯解,稱臨時過渡方案之提出 ,其主要意圖是爲了幫助中國解滇緬路之危急,本意是在徵求中英荷澳四個相關國家的同意後纔會跟日本談,現在方案尚未向日方提出,然而昨夜接到情報 ,有30多艘日本軍艦已從山東經臺灣南下 ,船上載有35萬日軍,如此情形談判恐已很難進行,大戰一觸即發 ,希望蔣介石不要誤會。

                                                           

                                                          宋子文趁此機會再次向美方表達了中方對美日臨時過渡方案的反對理由 ,指出 ,“美國以日本不侵犯西比利亞及荷屬東印度、泰國、星加坡爲恢復有限制的經濟關係之交換條件,我國一般軍民心理必以爲無異表示日本對華可以進攻 。”“至滇緬路之保護問題,因屬重要,但僅限制日本越北駐軍亦屬無濟於事,日方仍可以越南爲運輸根據 ,調遣大軍 ,由桂入滇,且此者爲歷史上戰爭必經之路 。即使滇緬路暫時不受攻擊,其他區域仍不免蹂躪  ,滇緬路仍舊感受威脅也。”最後 ,他依蔣介石來電之意 ,對中方強烈反對日美臨時過渡方案的立場做了進一步的總結性闡述:“如因欲保護滇緬路而放鬆經濟制裁,中國寧願抵抗敵軍之攻擊 ,蓋放鬆經濟封鎖 ,影響中國軍民心理至大 ,抗戰前途 ,不堪設想也 。”

                                                           

                                                          羅斯福對宋子文所述各點當場並未表態,只是迴應說現在形勢變化莫測 ,也許不久在太平洋發生大戰也未可知。經與羅斯福的會談 ,宋子文做出三點判斷:1、美國尚未將臨時過渡方案交予日方 。2、在得到中、英、荷、澳四國同意前,美國可能不會與日本開談  。3、如果日本調兵南下,談判將即刻破裂  ,大戰不可避免。[63]

                                                           

                                                          事實上赫爾所提出的臨時過渡方案在英、荷、澳三國那裏也遇到了阻礙。英、荷、澳三國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希望由美國出面來遏止日本的南進,因此他們並不反對美日通過談判來消除危機,然而對美國提出的臨時解決辦法 ,各國都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意見,如英國認爲 ,臨時過渡方案中允許日本在印度支那駐軍的人數過多,應予縮減 。[64]荷蘭方面則主張,解除對日製裁必須以不能讓日本增長軍事潛力爲限  。[65]這無形也讓美國政府感到了壓力,加之當時美國國內反日情緒日益高漲,對日妥協令羅斯福政府充滿了政治風險 ,最爲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反對和蔣介石“中國抗戰潰敗”的威脅,所有這些考慮最終迫使美國政府決定收回成命  ,放棄臨時過渡方案 。

                                                           

                                                          1126日,赫爾在給羅斯福的信中指出:“鑑於中國政府的反對和英、荷、澳政府並非出自真心的支持甚或是實際上的反對 ,鑑於公衆廣泛地反對” ,“我真切地建議此刻去拜會日本大使 ,向其遞交一份旨在全面和平解決的基本大綱 ,放棄臨時解決方案 。”[66]

                                                           

                                                          羅斯福批准了赫爾的建議  。當天下午 ,霍爾將一份修改後措辭強硬的“十點方案大綱”交給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和特使來棲三郎 。新方案包括要求日本全面從中國撤軍、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承認現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等內容 。[67]當時報章對美日臨時過渡方案的主要內容已有報道 ,日方代表野村和來棲等人對方案的內容已有了解 ,原以爲26日就能拿到該方案,因此不知有變,當來到美國國務院時尚滿面笑容 ,及至聽到美方的口頭答覆並拿到大綱時 ,日方代表不禁目瞪口呆,場面非常尷尬。[68]美方的這一行動 ,也就意味着自19414月以來長達8個月的美日祕密談判就此劃上了句號 。

                                                           

                                                          不可否認,美國政府最終放棄美日臨時過渡方案是基於了多種因素的考慮,然而 ,在諸多因素中,國民政府特別是蔣介石的激烈反對 ,是令美方做出放棄選擇的最爲直接的重要因素 ,這一點顯而易見 。如上所述 ,1126日赫爾在寫給羅斯福建議放棄美日臨時過渡方案的信裏所提及的諸多原因中 ,他將中國政府的反對排在了首位。此外,當時英、荷、澳三國的反應,也爲此提供了另外一個有力的證據。美國政府突然放棄擬議的美日臨時過渡方案,不禁日方出乎意料,連英、荷、澳這三個美國的盟友也沒想到 ,事後三國的大使紛紛找到美國務院討問究竟,期間他們問到最多的就是中方的反對意見 。[69]其中,澳大利亞的表現更爲的直接 ,甚至爲此向中方提起了交涉 ,其駐華公使奉命前往國民政府外交部,轉達其外長意見,認爲“此次美國突變態度,系因我國之反對。因之發生一種印象,以爲中國不願談判成功 ,致頗失美國感情。希望中國向美表示請其保證繼續談判 。”[70]在這方面 ,赫爾本人的說法更是給了一個直接的答案。1127日 ,赫爾在與荷蘭駐美大使的談話中曾透露美國放棄臨時過渡方案的原委,其中談到在1125日當晚他已決定放棄臨時過渡方案 ,爲此他明確指出,臨時過渡方案“實際上在中國人發怒時就已經被放棄了。”[71]

                                                           

                                                          迫使美方收回成案 ,重回美日嚴重對立的局面,無疑是國民政府此次對美外交的一大勝利。蔣介石對此頗爲滿意 。1129日 ,他致電宋子文 ,對宋子文的出色表現表示嘉許。

                                                           

                                                          此次幸賴兄在各方努力呼籲 ,乃得轉敗爲勝 ,國務院不滿一節,何足懸懷,尚望以後不斷注意,能收更大功效也 。[72]

                                                           

                                                          蔣本人在此間的多篇日記中,對此次所取得的成效也進行了總結。如在1128日日記

                                                           

                                                          中,蔣寫到:

                                                           

                                                          此次美國對倭態度之強化,全自於自我態度之堅定與決心之堅毅,尤在於不稍延遲時間,得心應手,窮理致知 ,乃得於千鈞一髮時旋轉於頃刻也,而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最爲有力 ,否則如胡適者 ,則未有不失敗也。[73]

                                                           

                                                          29日所記的“上星期反省錄”中,蔣進一步寫到:

                                                           

                                                          自二十四美國務卿對日妥協方案得悉後,三晝夜未得安心,此誠存亡成敗之惟一關鍵 ,故不計美國當局是否疑忌怨恨,亦不再顧成敗利鈍 ,乃盡其心性,一面對其正式反對警告 ,一面向其陸海財各部長囑子文奔走呼號  ,並囑拉鐵摩爾電其羅總統警告,卒能挽救危局,獲得勝利 。此種旋乾轉坤之大力 ,非有上帝眷佑指導 ,決不能致此也 。[74]

                                                           

                                                          此次事件過後,局勢終於又朝着蔣介石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不久,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終於開戰。只不過有一點與蔣介石推斷所不同的,是日本搶先向美國發動的進攻,而不是相反。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 ,129日 ,國民政府隨即向德意宣戰。中國抗戰的國際形勢終於有了決定性的改觀 。

                                                           

                                                          結語

                                                           

                                                          1941年的美日祕密談判是太平洋戰爭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談判的最終破裂對於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起了某種直接推動的作用。對於謀求“中日戰爭之解決,須作世界戰爭解決之一部分”[75]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而言 ,美日關係的走向直接決定了中國人民的抗戰前途 。實際上 ,從獲悉美日祕密談判消息之日起,中國方面一直是懷着一種且喜且憂的心情密切關注着事態的發展。國民政府方面喜的是 ,希望藉由談判讓美方出面來遏止日本對華侵略的步伐與野心,國民政府憂的是  ,不希望美日之間以犧牲中國爲代價來達成某種相互的妥協 。從目前我們所能發現的檔案看 ,一直到美國方面拋出臨時過渡方案前,國民政府與蔣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來看待此次美日談判的 。在美日談判的最後階段 ,美方提出臨時過渡方案,其主要意圖是美方希望以部分放鬆對日經濟封鎖,來緩和對日關係,以便在遠東爭取更多的時間來爲戰爭做準備 。無論美方初衷如何 ,但臨時過渡方案倘若達成,勢將犧牲中國的利益 。因此在美日雙方即將達成妥協的關鍵時刻,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主動出擊 ,打了一場出色的外交公關戰。在此過程中,身爲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和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駐美國的宋子文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要宋子文代轉美方的那封電報,詞真意切,感情飽滿 ,既表達了中方的極度失望之情,又直陳美日妥協將可能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 ,危言之下,令美方不敢小視。而宋子文則充分利用其在美國積累下的人脈 ,多方遊走活動 ,在羅斯福總統與國務院周圍匯聚起一股強大的同情中國勢力,終令上到總統 ,下至國務院 ,都不敢輕言對日妥協 。雖然美方最後妥協方案中並沒有中止援華的內容  ,但是倘若臨時過渡方案果然執行  ,歷史的天平將要偏向何方實難逆料 。從這個角度而言 ,國民政府的這次成功的外交實踐意義重大。

                                                           

                                                          中國人民歷經8年抗戰,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犧牲,頑強抵擋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然而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援助  ,以當時中國的國力,若要完全戰勝日本侵略者  ,中國恐怕還尚需時日。由此而言,成功的戰時外交 ,對於確保中國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果說在整個抗戰期間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動員全民抗戰、在建立包括中共在內的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上等內政問題的處理上 ,依然存在有許多失敗與令人詬病的地方,但是在外交領域,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所取得的成績無疑令人矚目 ,這其中對美外交的成就最爲亮眼。抗戰開始後不久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依據列強在遠東的利益與實力判斷,將英美列入重點尋求幫助的國家,起初國民政府外交努力的重點還在希望由英美出面來調停中日爭端,抗戰全面爆發後,隨着中國戰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 ,國民政府於是轉變策略 ,開始謀求加入英美集團、共同打擊日本並戰勝日本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並將對美外交作爲了工作重心。爲了達成這一目標,國民政府需要說服美國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對於美國確保在亞洲的利益同樣重要 。在太平洋戰爭前國民政府的對美外交之路充滿了波折 ,爲了達到與美聯手的目標,國民政府與蔣介石通過各種途徑不斷地遊說,提出各種合作方案 ,在遭遇美方的冷眼與拒絕時能做到隱忍自持 ,愈挫愈勇  ,堅忍不拔 ,終於獲得理想結局 ,爲中國的抗日戰爭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

                                                           

                                                          [1]這方面的著述很多,下面僅舉一些代表作:陶文釗、楊奎鬆、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11-1949》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新著》第二卷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鹿錫俊:《抗戰前期國民政府對日美關係的反應》,澳门皇冠民國史澳门皇冠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1930年代的中國》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丁則勤、丁克迅:《太平洋戰爭前美國在美日談判第一階段的遠東政策》 ,《歷史澳门皇冠1989年第1期;王建朗:《試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英美對日妥協傾向——關於“遠東慕尼黑”的考察之二》 ,《抗日戰爭澳门皇冠1998年第1期 ;周乾:《論1941年中國政府及輿論對美日談判的反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

                                                           

                                                          [2]鹿錫俊:《抗戰前期國民政府對日美關係的反應》,澳门皇冠民國史澳门皇冠室、與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1930年代的中國》下卷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頁 。

                                                           

                                                          [3]澳门皇冠民國史澳门皇冠室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  ,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頁。

                                                           

                                                          [4]澳门皇冠民國史澳门皇冠室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 ,第1頁。

                                                           

                                                          [5]《蔣介石日記》(手稿) ,19381111日  ,斯坦福大學胡佛澳门皇冠所檔案館藏,下同 。

                                                           

                                                          [6]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7]《蔣介石日記》(手稿),雜感 ,1938120日。

                                                           

                                                          [8]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11-1949》上卷,第164-165頁  。

                                                           

                                                          [9]徐藍:《英國與中日戰爭 1931-1941》,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43-244頁。

                                                           

                                                          [10]《蔣介石日記》(手稿),一年中之回憶錄,1938年。

                                                           

                                                          [11]《蔣介石日記》(手稿),1938212日 。

                                                           

                                                          [12]《蔣介石日記》(手稿) ,雜錄 ,1938年。

                                                           

                                                          [13]林美莉編:《王世傑日記》上冊,臺北中央澳门皇冠澳门皇冠澳门皇冠2012年版,第220-221頁。

                                                           

                                                          [14]《蔣介石日記》(手稿), 193992日 。

                                                           

                                                          [15]《蔣介石日記》(手稿), 193997日。

                                                           

                                                          [16]《蔣介石日記》(手稿) , 1940930日 。

                                                           

                                                          [17]《蔣介石日記》(手稿) , 1940930日 。

                                                           

                                                          [18]有關日美諒解案形成的詳細經過,參見丁則勤、丁克迅:《美日的私人議和活動與<日美諒解案>的形成》 ,《歷史澳门皇冠1986年第5期 。

                                                           

                                                          [19]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1911-1949》上卷,第179頁 。

                                                           

                                                          [20]出於對美日關係的敏感 ,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和國民參政會祕書長的王世傑在519日的日記裏特意記下的這條新聞 ,參見《王世傑日記》上冊,第348頁。

                                                           

                                                          [21]《蔣介石日記》(手稿) , 1941519日。

                                                           

                                                          [22]《蔣介石日記》(手稿)  , 1941520日 。

                                                           

                                                          [23]古屋奎二:《蔣總統祕錄》第12冊,臺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版 ,第155-156 頁。

                                                           

                                                          [24]這一情況是1941628日  ,王世傑陪郭泰祺面見蔣介石時,由郭泰祺告訴蔣的 ,在當天的日記裏,王世傑對胡適當時的行爲做出如下評述:“予覺適之此舉 ,實屬大膽之處置 ,因依通常手續 ,適之須先請示政府。惟就當時情勢言 ,適之徑自拒絕,確屬有利之舉措。倘適之據以電告政府請示,必發生無數謠諑,因美政府之對日 ,當時亦不能有決絕之表示。”參見《王世傑日記》上冊 ,第357頁 。

                                                           

                                                          [25]《王世傑日記》上冊,第352頁 。

                                                           

                                                          [26]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64日),斯坦福大學胡佛澳门皇冠所檔案館藏 ,《宋子文檔案》 ,第59盒,下同。

                                                           

                                                          [27]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 ,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 ,第296-302頁。

                                                           

                                                          [28]《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622日 。

                                                           

                                                          [29]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一),第142-143頁。

                                                           

                                                          [30]《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624日 。

                                                           

                                                          [31]《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71日 。

                                                           

                                                          [32]《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79日。

                                                           

                                                          [33]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 28, 194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 1931-1941(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pp.571-575.

                                                           

                                                          [34]關於美日第二階段談判的詳細經過,參見隋淑英《試析美國在美日談判第二階段及最後階段的遠東政策》,《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

                                                           

                                                          [35]《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830日。

                                                           

                                                          [36]《蔣介石日記》(手稿) , 1941831日。

                                                           

                                                          [37]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93日) ,宋子文檔案,第59盒。

                                                           

                                                          [38]外交部致蔣介石函(1941915日)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一) ,第146頁 。

                                                           

                                                          [39]《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915日。

                                                           

                                                          [40]《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930日。

                                                           

                                                          [41]《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017日。

                                                           

                                                          [42]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3日),宋子文檔案 ,第59盒 。

                                                           

                                                          [43]《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19日。

                                                           

                                                          [44]胡適致外交部電,19411122日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有關這次會晤的美方記載 ,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2, 194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Vol., p640.

                                                           

                                                          [45]胡適致外交部電 ,19411124日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第149-151頁 。有關這次會晤的美方記錄 ,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2,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646.赫爾在此次會談的備忘錄中記錄了四國大使的反應 ,稱中國大使考慮的是如何將日本在印度支那的駐軍減至5千人,除了荷蘭大使外,其餘各國沒有那個國家對現階段的美日談判向其駐外使節做出明確表示。赫爾對此頗有怨言 ,稱:他們一直想從中獲得好處,但沒有人考慮我們有可能付出的代價 。

                                                           

                                                          [46]實指美國當地時間1122日胡適與赫爾的會面,可能由於時差的緣故導致這樣的出入 。

                                                           

                                                          [47]《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124日  。

                                                           

                                                          [48]蔣介石致胡適電(19411124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第149頁。

                                                           

                                                          [49] Mr. Owen Lattimore to Mr. Lauchlin Curri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p652.

                                                           

                                                          [50]《宋子文檔案》中的原電稿此處爲“再三”,有誤,此處根據《事略稿本》中的記錄改做“日本”。參見周美華編輯:《事略稿本》第47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版,第508頁。

                                                           

                                                          [51]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11125日),宋子文檔案 ,第59盒。2010年,臺北國史館印行的《事略稿本》第47冊中收錄了蔣介石的這封電報 ,內容與宋子文檔案中保存的電報基本完全相同,只有少數幾處文字略有不同 。參見周美華編輯:《事略稿本》第47冊  ,第506-508頁。

                                                           

                                                          [52]《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125日。

                                                           

                                                          [53] Guo Tai-chi to Hu Shih, Nov. 1941, annex to 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654.

                                                           

                                                          [54]以往的澳门皇冠大都引用了蔣介石的這封電報 ,並以此作爲蔣對美方提案提出反對意見的明確證據,但從美方檔案記載看 ,在25日與赫爾的會談中,胡適並未提及這封電報的內容。這一點,從赫爾國務卿關於此次會談的備忘錄裏可清楚地看到。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pp652-654.

                                                           

                                                          [55]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25日) ,宋子文檔案,第59盒。

                                                           

                                                          [56]關於此次會談的詳細記錄 ,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p652-654.

                                                           

                                                          [5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Hornbeck),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pp650-651.

                                                           

                                                          [58]即科克倫(Tomas Cochran) ,時任國防供應公司法律顧問 。該信息請參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26日),宋子文檔案  ,第59盒 。《事略稿本》裏將1126日宋子文電報中提到的科克倫改成了居里,此處應以宋子文原電內容爲準。參見周美華編輯:《事略稿本》第47冊 ,第526頁 。

                                                           

                                                          [59]在《美國對外關係文書》中收錄有1125日宋子文以國防供應公司代表的身份致陸軍部長史汀生的電報 ,宋子文在電報中附上了蔣介石25日電報的譯文 ,他要求面見史汀生,聽取其對該電的意見 。參見:Dr. T. V. Soong,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to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Nov. 25,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pp660-661.

                                                           

                                                          [60]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25日) ,宋子文檔案,第59盒  。

                                                           

                                                          [61]宋子文致多諾萬(19411125日) ,載吳景平、林孝庭主編:《戰時歲月——宋子文與外國人士往來函電稿新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第47頁。

                                                           

                                                          [62]在發給蔣介石的電報裏,宋子文特地提到此節故事,稱“居里來言 ,霍爾因文將鈞座有電意旨 ,分達陸海兩長 ,兩長並有所表示,故深爲不滿,居里不得不電致拉鐵馬顧問” ,參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27日),宋子文檔案,第59盒 。

                                                           

                                                          [63]宋子文、胡適致郭泰祺電(19411126日) ,宋子文檔案 ,第59盒。

                                                           

                                                          [6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p654-657.

                                                           

                                                          [65] The Netherland Minister(Loud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p658-660.

                                                           

                                                          [6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Nov. 26,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p665-666.

                                                           

                                                          [67]有關內容請參見: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6,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Japan, 1931-1941 ,vol., pp764-768.蔣介石致蔣鼎文、李濟深等電(19411130日)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 ,戰時外交(一),第151-153頁 。

                                                           

                                                          [68]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1128日),宋子文檔案,第59盒。

                                                           

                                                          [69]這方面的內容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British Ambassador,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Wells), Nov. 27,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the Far East, Vol., pp666-66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Australia,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ibid. p66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Netherlan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ibid. p669.

                                                           

                                                          [70]郭泰祺致胡適電(1941121日) ,《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第114頁。

                                                           

                                                          [7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Netherlan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 p669.

                                                           

                                                          [72]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11129日) ,宋子文檔案 ,第59盒 。

                                                           

                                                          [73]《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128日 。對胡適在此次日美談判期間的作爲 ,蔣介石一直心懷不滿,在1130日的日記中更是直斥胡適“無膽無能 ,而不願爲國家略費心神 ,凡事只聽其成敗 ,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 。”實際上自19406月宋子文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駐美以來 ,因受宋的排擠和蔣介石對宋的器重 ,胡適的駐美大使地位早已岌岌可危並形同虛設,由於權力鬥爭和做事風格的差異 ,胡適與宋子文在處理對美事務上產生過諸多矛盾與恩怨 ,其間的是非功過筆者在此不做評價,但就此次處理美日妥協中二人的所作所爲看  ,宋子文的表現似乎更勝一籌 ,這應該是沒有疑義的 。

                                                           

                                                          [74]《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128日 。

                                                           

                                                          [75]《蔣介石日記》(手稿) ,19411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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