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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敏超:虞和平與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5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5年06月08日

                                   

                                   

                                   

                                  摘要:虞和平從事的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 ,發軔於商會與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 ,繼而致力於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探討  。進入21世紀後 ,其澳门皇冠主題更爲豐富 ,包括商人外交澳门皇冠、張謇澳门皇冠及近代經濟史的重新梳理等  ,成果豐碩 。虞和平選取的澳门皇冠對象 ,往往與時代主題的變遷密切相關   ,在澳门皇冠方法上借鑑西方現代化理論 ,同時注意吸收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理論 。他用中國近現代史的史實與國情對西方現代化理論進行改造 ,重視實證的同時講求理論 ,循序漸進的同時追求創新,較爲成功地構建了中國現代化史的基本理論框架 。他對中國現代化史的系統分析與總結 ,飽含着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深切關懷 ,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關鍵詞:虞和平 商會 商人外交 現代化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潮流 ,也是世界歷史進程中最爲絢麗之筆 。以英國工業革命爲起點的世界現代化浪潮 ,徹底改變了人類傳統的社會結構、政治形態和生活方式 。一般認爲,中國的現代化始於鴉片戰爭後西方因素的影響。中國現代化走過的道路,既有與世界現代化道路的共通性,又有自身特點與抉擇過程 。探尋中國現代化的真實歷程,予以實事求是的分析與鞭辟入裏的總結,是一項深具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的澳门皇冠課題。改革開放後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思想學術界也空前活躍,現代化澳门皇冠應勢而生、蓬勃展開。澳门皇冠虞和平澳门皇冠員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至今已有近三十年。虞和平熟稔現代化理論與社會科學理論,將微觀澳门皇冠與宏觀澳门皇冠結合 ,成爲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 。

                                   

                                  發軔:商會與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

                                   

                                  虞和平從事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的切入點是商會。1993年 ,作爲國家社科基金的一個項目 ,他將博士論文《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修改擴大成專著出版[1]。這是將商會放在現代化視野中考察的篳路藍縷之作 ,清晰闡明瞭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之間的關係 。他認爲  ,商會在早期現代化中發揮的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促進資產階級本身的現代化——從分化到整合  ;二是促進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工業化與民主化 。[2]專著出版前後 ,虞和平在《歷史澳门皇冠》、《澳门皇冠澳门皇冠》和《中國經濟史澳门皇冠》等刊物上發表了十多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  ,幾乎都圍繞商會與早期現代化展開  ,與專著呼應 ,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澳门皇冠體系。這一時期虞和平的學術創見與貢獻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商會總體澳门皇冠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商會史澳门皇冠尚處於起步階段。1986年 ,虞和平考慮博士論文選題時 ,即以敏銳的學術眼光選定“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作爲自己的學術志向 。當時的商會澳门皇冠多限於個案澳门皇冠,虞和平的澳门皇冠不僅開創了對於全國商會的整體性、綜合性澳门皇冠 ,而且迴應當時學術界對於商會性質、商會與政府關係等諸多問題的關注 ,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引發廣泛關注 。

                                   

                                  商會究竟是官方機構、半官方機構、官督商辦機構,還是民間機構 ?學者之間分歧很大,未能達成共識  。虞和平根據社會學原理與法學原理  ,大膽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認識——商會具有法人社團性質 。他通過詳細考察,認爲商會依照政府的法定程序經由政府的批准而設立 ,有自己固定的組織機構和職能部門,有廣大的會員,有自己能獨立支配的經費和財產 ,有法定的權利、義務和活動範圍,又由自己自願發起、自定章程、自選領袖、自籌經費 ,既具有社團性,又具有法人性 。商會基本是一種商辦的法人社團 。[3]虞和平的這一見解,跳出了官方-民間的既定思路 ,強調從商會的自身特性來觀察商會 ,引起澳门皇冠同行的共鳴與重視 。確實,儘管中國近代商會是在清政府新政旗號下倡導設立的,但是隻有某一地區某一行業的商人互相之間有了認同感後 ,纔會積極組織商會與申請入會  。以往有關商會是官方、半官方機構或是官督商辦社團的認識 ,則將商會法人特徵中的官方關係簡單地看成官方特徵。[4]事實上 ,商會屬於較爲獨立的社會團體,澳门皇冠者應不斷解放思想、放寬視域,如引入社會學和法學理論予以更符合歷史實際情形的、別開生面的澳门皇冠 。

                                   

                                  商會與政府的關係,也是澳门皇冠商會的學者着力探討的話題 。虞和平承接對於商會法人社團性質的判斷 ,認爲商會與政府的關係應該是法律關係,即依據法律規定而發生的管理、被管理關係。當然,從清末到民國的具體史實看,這種法律關係未能較好地維持 。一方面 ,政府超越法律對商會的活動進行干預,甚至是控制;另一方面 ,商會也相應地突破法律規定進行一些超法活動 。所以,中國近代商會與政府的實際關係,是一種“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關係。[5]這爲全面觀察商會與政府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從歷史事實看  ,在清末、北洋和國民政府時期 ,政府與商會之間均有“超法的控制與反控制”出現。以清末時期爲例,政府爲“廣開利源”而“振興工商”,隨之而來的是苛捐雜稅 ,侵奪商利。作爲迴應,商會也突破法律範圍 ,進行反政府的活動 ,如領導參與了一系列商人抗捐抗稅鬥爭、抵制美貨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 ,還發起國會請願運動  ,表達參政要求。總的來說 ,商會作爲一種社團法人 ,與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並不完善 ,雙方又不能隨時勢變化而做出相應調整 ,導致彼此之間激烈而持久的控制與反控制鬥爭 。這種鬥爭的變化過程與複雜性 ,成爲探討近代商會與政府關係的挑戰與魅力所在 。

                                   

                                  資產階級的形成及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發揮的作用,有利於早期現代化的推進。討論現代化問題,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成長密不可分 。虞和平受馬克思澳门皇冠無產階級時運用“自在”與“自爲”概念的啓發,認爲這兩個概念具有普遍性 ,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資產階級所經歷的狀態。他指出 ,清末各地商會的誕生,提升了資產階級的組織形式 ,使他們逐漸由省區性的整合向全國性整合邁進。在政治鬥爭中 ,資產階級已有較多與較大規模的參與,從“自在”狀態慢慢過渡到“自爲”狀態。民國初年全國商會聯合會的成立,則標誌着中國資產階級進入基本自爲的階段。[6]當然 ,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侷限性 ,資產階級“自爲”的程度不是很高 ,但這也無法抹煞它作爲一個社會集團而存在的形態和形成過程。商會組織從行業性整合到區域性整合再到全國性階級整合的過程 ,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組織現代化的過程 。可見,商會的發展在中國資產階級的成長中起着關鍵作用 。這也正是《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所反映的主旨之一——商會促進了資產階級本身的現代化,而資產階級本身的現代化 ,即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種重要表現 。

                                   

                                  虞和平有關商會澳门皇冠的貢獻,還在於他十分重視商會參與制定經濟法規的史實與過程,指出它具有促進經濟法制建設、改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積極作用 。清末 ,全國各商會代表在上海舉行了兩次商法討論會 ,制訂《公司法》和《商法總則》草案,產生了引進西方商法與中國商事習慣相結合的立法原則。民國時期,商會不僅在輿論上敦促政府加速制定經濟法規,而且對政府所擬定和頒行的各種經濟法規詳加討論,提出不少修改和補充、實施意見,促使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初成體系,且較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 。[7]這與後來虞和平從事的商會商事仲裁製度等澳门皇冠[8],實際上也屬於法制史範疇,反映了中國近代司法制度在經濟領域的現代性變革。虞和平在從事商會澳门皇冠時,將現代化史、經濟史社會史與法制史視角融爲一體,是其一大特色 。以上論及有關商會澳门皇冠的問題在商會史領域引起很大反響 。可以說,虞和平是商會澳门皇冠在20世紀90年代成爲顯學的主要促成者之一 。

                                   

                                  第二,“早期現代化”概念的提出。1986年 ,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七五”重點項目“中外近代化比較澳门皇冠” 。同時,北京大學的羅榮渠發起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澳门皇冠 ,並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七五”重點項目“世界現代化進程澳门皇冠” 。[9]1987年,華中師範大學舉行“對外經濟關係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啓動了國內的中國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 。此時  ,虞和平正跟隨章開沅攻讀博士學位。華中師大章開沅與北京大學羅榮渠,是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的先行者  ,前者“由中國看世界” ,後者“由世界看中國” ,相得益彰。虞和平197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曾聆聽羅榮渠所授課程 ,隨其下工廠鍛鍊 ,在北大期間受其教益甚多 。[10]可以說,虞和平在章開沅與羅榮渠兩位史學大家影響下從事現代化澳门皇冠 ,承繼了得天獨厚的學術資源與寬廣的學術視野,水到而渠成 。

                                   

                                  在中國的現代化澳门皇冠中 ,一直存在着現代化和近代化兩個概念混用的問題  。這一問題情有可原 ,因爲近代和現代在西方是一個詞“modern” 。學術界一般將1840-1949年的中國現代化稱之爲近代化,也有人稱之爲現代化 。虞和平主張將1949年之前的現代化運動稱爲早期現代化。這樣既使現代化的概念保持統一,還可以展現現代化的階段性  ,以區別1949年前後現代化的不同發展狀況和不同發展道路。這一概念提出後 ,獲得日益增多的中國現代化史澳门皇冠學者的認同和採用。

                                   

                                  在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闡釋中,虞和平特別提出民族化,將其作爲早期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特點之一 。他指出,“所謂中國早期現代化,就是中國自1840年至1949年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從現代化的一般涵義講,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民主化也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核心涵義 。但由於中國的早期現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社會狀況下展開的,因此它的核心涵義還應增加一個民族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 。”“這不僅僅是由理論邏輯所得出的推論,也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程所證實的結論。”[11]在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中,有一種把反帝反封建與現代化相對立的傾向 ,或者強調現代化 ,故意迴避反帝反封建問題。這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國澳门皇冠學澳门皇冠中,革命範式與現代化範式的分野與對立 。虞和平將反帝與爭取民族獨立作爲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實際上是吸收了革命範式中的合理部分 ,克服現代化範式的侷限性。用此關照歷史 ,靈活運用與全面理解現代化範式 ,無疑將得出更爲客觀與科學的結論 。

                                   

                                  按照現代化理論 ,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階段和基本實現了現代化的階段 。虞和平提出,中國的早期現代化歷程,經歷了現代化過程的第一和第二階段。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是現代化的第一階段  ,即準備階段。辛亥革命之後進入第二階段 ,即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階段 。他還概括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特點:被動性、複合性、非自主性、非統一性 。[12]這些澳门皇冠 ,體現了虞和平對於中國早期現代化整體狀況的深入思考、宏觀把握與創新見解 ,爲讀者瞭解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基本狀況提供了認知基礎 。

                                   

                                  第三,創見性地指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聯 。在現代化過程中,探討新、舊質素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彼此衝突、消長、溝通、融合的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極富挑戰性。針對人們往往將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觀點 ,虞和平認爲 ,傳統與現代並不對立,傳統內部存在着某些適應於早期現代化的潛在因素 。他進而提出: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快慢和成敗  ,並不決定於是否與傳統徹底決裂。[13]在中國這樣一個後進國家中,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局面更爲明顯。因爲後進國家是在原有傳統社會的基礎上,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而被迫開始現代化的,也就是說是在傳統社會模式繼續存在的情況下學習西方模式的。因此 ,探討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微妙關係,是推進歷史認知、深入歷史肌理的一個絕佳機會。

                                   

                                  虞和平以現代性的商會與傳統性的行會爲案例  ,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相通性 。學術界以往的觀點,較爲強調行會的封建性  ,及商會與行會之間的對立和排斥 。他提出 ,事實上 ,近代的行會具有對現代社會的潛在適應性。鴉片戰爭後 ,傳統行會的組織性質和功能作用逐漸朝着現代性組織和資本主義化的方向轉變,一些新興的資本主義行業所建立的行會組織,更具有這種現代的資本主義性質。所以,商會成立後,行會能作爲商會的主要成員存在。行會與商會的結合,是以他們兩者的某些同質因素爲基礎的 ,它們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互依賴的社會和經濟功能 。當然,商會的功能範圍比行會大,兩者之間有着一種包涵與被包涵的關係 ,而且還存在某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14]這些對行會與商會的認識,從大量具體詳實的史實出發 ,分析深入,令人信服  。

                                   

                                  除行會外,虞和平還考察了城市同鄉組織。他認爲從清末民初開始,會館、公所等傳統同鄉組織日益增多地採用現代的同鄉會組織形式,其功能作用也從傳統的“救死”和聯誼爲主 ,改變爲以“救生”和扶持同鄉經濟利益爲主 。同鄉組織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過程,反映出傳統同鄉組織經過改造可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僅有益於旅外同鄉的利益自維,而且有利於旅居地及故鄉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15]

                                   

                                  虞和平在商會與行會關係、同鄉會轉型等方面的細緻澳门皇冠 ,揭示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繼承發展關係,也反駁了將中國傳統簡單、一概地視爲現代化前行道路之障礙的觀點 。傳統與現代化並非格格不入 ,更不是互相對立的。事實上,現代化不可能脫離傳統另外搞一套,現代對傳統的關係是既有繼承 ,又有批判。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 ,引發人們對東亞傳統儒家文化與現代化之間關係的濃厚興趣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傳統的儒家文化經過調試和改造 ,是可以適應與促進現代化的。

                                   

                                  第四,寬廣的學術視野。虞和平不僅全方位澳门皇冠了商會的組織結構、功能作用、政治參與等,還從商會看社會 ,運用現代化理論全面闡發了商會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作用,構建了現代化視角在商會澳门皇冠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虞和平的商會澳门皇冠 ,一開始就採用了一種世界性的眼光。

                                   

                                  虞和平關注中外商會交往與中國商會誕生後登上國際舞臺的風采 。他的澳门皇冠涉及中外商會的經濟合作、商人外交等 。早在1988年,他就在《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發表《論清末民初中美商會的互訪和合作》一文,考察了1910年美國商會訪華的動機、主要活動和影響,及1915年中國商會代表團回訪的情況。他指出:“中美商會的互訪和合作活動,從主觀上來說是一種推進兩國經濟交往、互謀利益的活動 ,而且有某種在法律條例上尋求平等互利的意向。”但是 ,由於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及中國商人缺少足夠的經濟力量和相應的經營能力,在合作中難以實現自己的願望和利益。[16]應當說 ,這是一種較爲客觀中肯、實事求是的評價,基本擺脫了單純政治因素的影響 ,糾正了一味譴責美國對中國推行“門戶開放、經濟擴張”政策的認識 ,走在了時代前列,難能可貴 。

                                   

                                  同時,虞和平還關注西方因素對中國資產階級組織形態的影響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後 ,一方面使中國陷入民族危機,一方面也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模式 。中國的傳統商人爲應對外資的侵略和挑戰,維持自身的經濟地位與利益,不得不向西方學習,使自身及所在的組織日益現代化  。[17]這就是傳統行會日益現代化、商會產生並聯合成全國性組織的過程  ,也是中國資產階級仿效與學習西方、同時與西方進行商戰的過程。只有注意外來因素對中國商會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多重影響,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國的特徵 。

                                   

                                  總之,虞和平在現代化澳门皇冠發軔期從事的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澳门皇冠對象富有時代價值,澳门皇冠方法極具創新意義  ,成功開創了現代化理論在商會澳门皇冠領域中的典範意義。他的澳门皇冠成果,也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 。1999年 ,中宣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組織評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時 ,他的著作與章開沅、羅榮渠的著作同時獲獎 ,成爲迄今爲止獲得國家級獎項的最早的現代化史著作與唯一的商會史澳门皇冠著作。

                                   

                                  改革開放後在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的很多領域,國內學者都是在學習與追隨西方 。但在商會史領域  ,中國學者處於領先地位。在中國大陸學者諸多專著問世後 ,日本、美國和中國臺灣、香港的學者纔開始投入商會史澳门皇冠 。這其中便有虞和平長期從事商會澳门皇冠的一份貢獻 。他197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澳门皇冠所工作 ,即以民國初年的社會經濟史和商會史爲澳门皇冠方向,廣泛收集資料。澳门皇冠所具有非常優良的學風 ,注重史料的全面佔有、精心研讀與恰當運用。在樊百川、王慶成等前輩學者的指點下,虞和平在改革開放初期便迅速進入學術澳门皇冠的正軌並嶄露頭角 。可以說  ,出版於1993年的《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實際上是他17年辛勤澳门皇冠成果的積累,紮實的史料與宏大的理論構建相映成輝。這一澳门皇冠所展現的重視實證、講究理論 ,追求創新的學術性格,是他在北京大學、澳门皇冠所和華中師大學習與工作經歷中博採衆長的結果。

                                   

                                  貫通: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性澳门皇冠

                                   

                                  隨着現代化澳门皇冠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崛起,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 ,中國現代化史整體性澳门皇冠的著作陸續出現,如張琢著《九死一生——中國現代化的坎坷歷程和中長期預測》[18],許紀霖、陳達凱主編的《中國現代化史》[19]等  。2001年 ,虞和平主編的共計120餘萬字的《中國現代化歷程》三卷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套書在現代化理論視角下,全面梳理與闡發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到2000年改革開放進入新紀元共160年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內容豐富,視野開闊 ,成爲中國現代化史的最優秀的著作之一。

                                   

                                  《中國現代化歷程》出版後,獲得江蘇省委宣傳部和新聞出版局聯合評定的“江蘇省迎接黨的十六大優秀出版物”一等獎、國家出版總署組織評定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第三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二等獎。此書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學術評價,不僅在於它是近現代史領域學有所成的專家們辛勤耕耘、通力合作之成果,還在於主編虞和平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合理的解釋體系與完整的內容架構,較好地處理了現代化與反帝反封建、傳統與現代、外因與內因、現代化解釋體系與現代化道路選擇等各種紛繁複雜的關係 。

                                   

                                  (一)現代化與反帝反封建

                                   

                                  在大多數人看來,現代化範式與革命範式處於兩極對立狀態,若使用了現代化理論 ,一般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持迴避、甚至批評態度。虞和平在本書的緒論部分介紹了國外的現代化理論後  ,專闢一節分析馬克思的現代化思想。他創見性地提出:馬克思的現代化思想“有的與現代化理論詞異意合 ,有的爲現代化理論所吸收 ,有的爲現代化理論所不及”。在澳门皇冠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時 ,既要採用現代化理論的基本原理,如重視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發展過程中經濟上的工業化、政治上的民主化 ,同時也要以馬克思的現代化思想 ,特別是關於西方資本主義擴散、殖民主義與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關係、社會形態發展過程與現代化進程相結合的思想爲指導。[20]虞和平積極運用西方現代化理論 ,同時十分重視吸收馬克思現代化思想中的合理成分,顯示了其寬廣的學術胸襟 。

                                   

                                  中國的現代化 ,特別是早期現代化  ,具有特定含義,除了公認的工業化、民主化外,還有民族化 ,即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 。這一點虞和平在《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一書中即已闡明 ,在本書中繼續予以深化 。實際上 ,爭取民族獨立是任何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只有在國家取得獨立後 ,才能建設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國家。近代歷史史實表明,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展開 ,阻力很大。實現民族獨立、改變社會制度 ,可以爲實現現代化開闢出一條平坦的道路。虞和平將反帝反封建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概括爲:反帝反封建既是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種重要動力 ,又爲現代化建設解決制度和道路問題掃清障礙。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在晚年也認識到現代化的重要意義 ,指出:中國近代110年的歷史基本問題是兩個 。一是民族不獨立 ,要求在外國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 ;二是社會生產落後,要求工業化、近代化  。兩個問題內容不一樣 ,又息息相關,不能分離。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 ;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後,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 。[21]也就是說,民族獨立與現代化是密不可分的 。

                                   

                                  可見,虞和平倡導的現代化澳门皇冠 ,並非直接搬用西方現代化理論,而是與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思想的合理成分、特別是與中國近代歷史的自身特點相融合。從國內現代化澳门皇冠的實際情形看,雖然包括虞和平在內的衆多學者首先受到國外現代化澳门皇冠理論的啓發,但在運用時一般都會進行“本土”改造 ,或糅合國外各種現代化理論中的適用部分 ,或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現代化思想相結合,或將其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現實相結合 ,或同時做到以上幾點 。正因爲他們運用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澳门皇冠方法,才創造出令人信服的有生命力的學術成果。這也正是現代化範式在20世紀90年代後越來越被廣泛接受的原因所在 。

                                   

                                  (二)傳統與現代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長曆史的文明古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傳統是中國開始現代化進程的基礎與前提,中國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迎接現代化。虞和平對各種傳統因素對現代化的不同影響進行了分析 。他提出,一般來說 ,在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傳統因素對民主化有較多的阻礙作用,基本上處於現代化的對立面 。如君主專制與現代化是不相容的 。在倫理道德和民族意識方面,傳統因素對社會整合和國家獨立既有不利的一面 ,也有可資借鑑的一面。如傳統的“德政”和“仁、義、禮、智、信”觀念,既是一種封建禮教,也對改善政治制度、協調人際關係、穩定社會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傳統的“天下”意識,雖然是一種君臨天下、夜郎自大的封建帝國觀念,但是也由此形成了牢固的中華民族觀念和凝聚力,成爲近代以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振興中華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動力。在經濟思想和經濟素質方面 ,則存在着對現代化的潛在適應性。如重農抑商意識和政策的緩慢變化、商品生產和市場交換的存在和逐漸擴大、商人和商人組織的發展和變異、手工業生產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等 ,成爲近代與破門而入的外國資本主義進行文明對接和產生資本主義的基礎。[22]

                                   

                                  可見 ,中國的傳統資源非常深厚 ,傳統因素對現代化有制約的一面 ,也有潛在適應的一面,必須用全面、辯證、動態的眼光予以審視。虞和平提出的對各種傳統因素 ,特別是與現代化有關的因素或揚棄、或借鑑、或發揚的態度及其緣由 ,值得深入探究。如人力資源方面,中國勞動人口基數大 ,勞動者多具備吃苦耐勞的品格,是當代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原因之一。他們的安土重遷與對更高經濟生活的追求之間有着怎樣的關聯,農村勞動力走向城市的浪潮是怎樣形成的等等,均具有探索意義。

                                   

                                  (三)內因與外因

                                   

                                  1840年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基本是一個傳統農業社會 。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刺激下 ,被迫開始現代化歷程 。所謂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便是學習與仿效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抵制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壓迫,這也構成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動力 。顯然,中國的早期現代化,並不是內部自發醞釀產生的,故被視爲一種“外源性”現代化,羅榮渠稱之爲“傳導性”現代化  。[23]這與費正清在澳门皇冠近代西方與中國的關係時,概括出“衝擊-反應”論相契合。

                                   

                                  虞和平修正了羅榮渠等人的觀點 ,提出了“傳動性”現代化的概念 。他認爲,“傳導”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國現代社會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國人的學習和仿效 ,而“傳動”所指的除了“傳導”所包含的這一層意義之外 ,還指中國人因外來的民族壓迫而激起的謀求自強自立的動機 。另外,“傳導”含有長期的意思  ,而“傳動”突出初期的促動意義 。當中國自己產生了現代化的意識和行動之後 ,外國現代社會因素的促動作用就逐漸減少,日益轉變爲可資中國利用的外國資源,兩者的關係也相應地從注入與學習、壓迫與應對的不正常關係,逐漸朝着引進與應用、互動與互利的正常關係轉變 。[24]因此,“傳動性”現代化這一概念 ,更能突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和由被動向主動轉變的特點 。

                                   

                                  實際上 ,外因與內因  ,又和傳統與現代相聯繫。在外來刺激和內在機制的合力作用下 ,中國原有的經濟、文化、社會到底經歷了一個怎樣的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過程?這就需要將傳統與現代、內因與外因結合起來觀察 。傳統過渡到現代化 ,或由外因單獨引發,或由外因和內因共同促動 ,而過渡得是否順利 ,又與外來因素與內在因素的力量變化、角力博弈等有關。

                                   

                                  (四)現代化的解釋體系

                                   

                                  現代化澳门皇冠貫通了澳门皇冠、現代史和當代史,並把各個階段中的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變化以現代化的主線融爲一體,分析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樣就突破了傳統的以政治史爲主線 ,輔之以經濟史文化史、外交史等的澳门皇冠方式,淡化處理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等中國近代通史中原來重點描述的重大歷史事件 。現代化史澳门皇冠  ,探索的是現代化內在與外在機制的運行 ,如現代化的領導力量和隊伍結構 ,現代化的動力和阻力,現代化的國際國內環境,現代化的道路選擇等 ,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領域、新問題、新挑戰。用現代化視角呈現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無論從縱向上還是橫向上,都展現了與以往革命史敘事的不同風格和特點。

                                   

                                  在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標準上,現代化澳门皇冠也有了很大突破。以往突出人民性、革命性、愛國性和階級性,現在兼顧現代性、科學性、合理性、先進性和世界性 。如關於資本家改進企業管理制度和方式,以往的評判只是批評其加大了對工人的壓迫和剝削,從而否定其應有的進步作用 ;現代化澳门皇冠則從提高管理和生產效率的角度 ,肯定其先進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再如關於經營地主的問題,傳統的評判標準只注意經營地主的增加意味着土地集中的加劇和貧僱農的增加,因而是地主階級加大對農民階級壓迫剝削的表現 ;現代化澳门皇冠則認爲經營地主的僱工生產 ,不僅在生產方式上是農業資本主義化的一種表現 ,而且在生產力上它採用了較多的先進技術  ,提高了產量 ;同時,由於僱農有固定的生活和收入 ,其經濟狀況也不一定比佃農差。又如關於中國農副產品的出口問題,傳統的評判標準只強調列強對中國的原料掠奪 ,使中國日益淪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供給地  ,是中國經濟殖民地化的表現 ;現代化澳门皇冠則同時看到中國農副產品出口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商品化與國際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外部條件 ,它刺激了農業生產的改良和發展。[25]可見 ,現代化澳门皇冠帶來的分析角度的轉變和視野的更新,促成了中國歷史學澳门皇冠方法的新進展,有利於更爲全面地看待與評價澳门皇冠上的各種事物。

                                   

                                  (五)現代化道路選擇

                                   

                                  虞和平將中國經歷的現代化歷程歸納爲三種道路:1949年前的早期現代化(即資本主義現代化)、1949年到1978年的經典社會主義現代化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進程所以緩慢而多曲折的原因 ,學界曾有多種分析,如技術落後、資金短缺、人口過多 。虞和平認爲,這些原因都是次生和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制度和道路的問題。由於制度和道路問題長期未能全面而正確地解決 ,從而不能合理、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國外和國內的現代化資源  。1949年之前中國的早期現代化帶有很大的被迫性,國家未曾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雖然使制度和道路問題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 ,也使中國的現代化從資本主義道路轉入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種體制內的問題;加之國際冷戰和國內政策失誤的影響 ,使國外現代化資源的利用嚴重受阻,國內現代化資源的利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直至1979年改革開放後,隨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建立及其道路的不斷開拓  ,中國的現代化才得以充分利用國外和國內的現代化資源  ,進入快速而健康的發展階段 。[26]可見,只有擁有合理的制度和道路 ,現代化的進程纔會順利推進。

                                   

                                  (六)現代化史的澳门皇冠對象

                                   

                                  虞和平的《中國現代化歷程》出版後不久,國內外的有些學者提出了現代化澳门皇冠範式“過時”論,其主要理由是認爲現代化澳门皇冠對象的非普遍性和不確定性。所謂非普遍性,即批評現代化澳门皇冠範式中的現代化以工業化爲核心指標,但是世界上有些國家和地區可以不通過工業化而實現現代化,因此其澳门皇冠對象沒有普遍意義。所謂不確定性 ,即批評現代化澳门皇冠範式中的“現代”是一個時間概念,它不僅存在於當下,而且將永遠存在於未來,這種與與時俱進的“現代化”也將永遠持續下去,而現在所謂的現代化澳门皇冠範式顯然不能適用於未來無止境的現代化,因此現在的現代化澳门皇冠的時代性和現代性是無法界定的 ,進而言之現代化澳门皇冠的對象也是不明確和不確定的 。對此 ,虞和平於2004年發表了《關於中國現代化史澳门皇冠的新思考》一文[27],認爲這些質疑都有一定的道理 ,是今後現代化史澳门皇冠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但是不足以否定現代化史澳门皇冠的必要性和科學性,並作出了頗有啓發性的解釋 。

                                   

                                  對於第一個質疑 ,虞和平用現代化的全人類性予以解釋  。他認爲現代化是一種全人類的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雖然有些國家和地區主要不是通過工業化而是通過資源輸出,或發展旅遊和第三產業使其人民生活實現現代化 ,但是這只是極少數的小國家,而且歸根結底也是依賴於工業化的。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和這些所謂非工業化國家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工業化 ,那麼有誰去購買它的資源 ,又有誰去它那裏旅遊、購物?它又將如何開發大量而優質的資源,又將如何提供可供人們享受的高檔旅遊設施和可供人們採購的豐富物品 ?因此 ,從現代化的大概念來說,工業化作爲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無可置疑的。

                                   

                                  對於第二個質疑,虞和平提出現代化史澳门皇冠的具體對象是工業社會 。他認爲,現代化澳门皇冠範式中的“現代”不是一個永恆存在的時間概念上的現代 ,而是一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時代概念,即工業社會時代。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說  ,迄今爲止,人類社會所經歷的歷史時代 ,可以分爲採獵社會、農牧社會、工業社會三個時代,至於工業社會以後的社會是什麼社會  ,則尚不可知 。現代化澳门皇冠以工業化爲核心內容,包含工業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變遷 ,也就是整個工業社會產生、形成、發展的過程 ;現代化概念中的“現代性”就是工業社會的各種特性  ,其“時代性”也就是整個工業社會的時代 ,只要工業社會存在 ,現代化的概念也就有存在的價值。如此 ,則現代化史的澳门皇冠對象就清晰可見了 。

                                   

                                  此外,虞和平還致力於中國現代化史的學科建設。他以自己的中國現代化史澳门皇冠爲基礎 ,整合澳门皇冠澳门皇冠所的現代化史澳门皇冠力量,於2004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门皇冠生院博士學位受權一級學科範圍內自主設置學科中 ,將中國現代化史增設爲二級學科碩士點 ,2007年又被升級爲二級學科博士點。這意味着中國現代化史已從一個澳门皇冠領域發展成爲一個正式學科,並第一次成爲一個博士點,虞和平則成爲該博士點的第一位博士生導師 。現在 ,虞和平因爲年齡原因,已停止了這一博士點的招生 ,這一博士點也自行撤銷 。但是這一學科仍存在於在澳门皇冠澳门皇冠所,並於最近成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中的一個創新學科 。

                                   

                                  總之 ,《中國現代化歷程》的出版與獲得的肯定,及其所帶動中國現代化史碩士點和博士點的設立,標誌着從現代化的角度撰寫與認知中國近現代史的嘗試獲得了成功。對虞和平而言 ,此書是繼《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之後,經過8年沉澱積累而成的融會貫通之作 。他對中國現代化的總體把握,對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認識,對西方理論與中國歷史學方法的結合運用等,都進入了一個新的層面。

                                   

                                  超越:跳出現代化澳门皇冠現代化

                                   

                                  學者在從事學術澳门皇冠時,往往希望能達到進得去、出得來的境界。起初進入一個選題時,下足功夫 ,鍥而不捨 ,積累到一定程度後就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縱觀虞和平在2000年之後的現代化澳门皇冠,可以發現其澳门皇冠在多個領域開花結果  ,包括商人外交,張謇、嚴復等精英人物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近代經濟史的總體認識與創新澳门皇冠等諸方面  。他不斷更新澳门皇冠視角與方法,參與現代化澳门皇冠之中,又超乎現代化澳门皇冠之外 。

                                   

                                  商人外交,是虞和平在從事商會與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時就已經涉及的主題 ,當時重在探討中美商會之間的交往與經濟合作 。此後 ,虞和平對這一問題不斷進行深入探索 ,近代商人究竟是如何參與政治的  ,特別是商人在近代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狀況的發展變化中,發揮了怎樣的歷史性作用 ?從商人外交的角度切入,不失爲一個操作性強的理想選擇 。2000年,虞和平在《五四運動與商人外交》一文中 ,明確提出商人外交的概念及涵義  。他認爲 ,五四運動爆發時特殊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使商人的外交活動從萌芽階段發展到成熟階段,此後  ,商人的外交意識進一步增強 ,從謀求自身的國際商務合作和作爲政府的外交後援,逐步發展爲自主開展外交鬥爭、獲取中國應有的國際待遇。[28]

                                   

                                  2002年,虞和平開始從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商人外交與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化與反殖民地化” ,通過考察近代中國與日本、美國、英國等國之間商人自己組織的外交活動,分析在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過程中 ,中外資產階級充當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 。以往的外交史澳门皇冠  ,重在政府層面的外交 ,忽視民間外交 ,重視外交中的政治主題,忽視經濟主題 。澳门皇冠商人外交 ,可以發現近代中國外交史、經濟史領域原本被遮蔽的問題 ,考察中國商人的外交觀念、外交活動和外交能力  ,展現中國商人在爭取民族經濟發展、尋求自身發展機遇和提高國際經濟地位中發揮的作用 。目前,這一澳门皇冠成果雖尚未出版專著 ,但從虞和平及其團隊成員近年來發表的論著中,可見其澳门皇冠的新進展 。

                                   

                                  其一是關於商會和其它商人團體外交活動的新澳门皇冠。承繼前期的商會與商人外交澳门皇冠  ,虞和平與賈中福於2004年發表《中國商會代表團參加太平洋商務會議述論》一文[29] ,考察分析了中國商會代表團通過參加太平洋商務會議而開展的商人外交的新發展。虞和平又於2010年發表《吳錦堂與民國初年的中日商人外交》一文[30],考察了日本華僑領袖吳錦堂組織日支實業協會及其開展中日外交活動的狀況 ,並分析其力圖促進日中兩國工商界的友好關係和經濟合作的商人外交意義 。

                                   

                                  其二是關於中國參與世界博覽會與商人外交的澳门皇冠 。中國學者對近代中國參與世界博覽會的澳门皇冠,自上海世博會籌辦之時開始興起  ,大多以考察和澳门皇冠近代中國對世博會的認識和參與狀況及其經濟影響爲主。虞和平則獨闢蹊徑,從商人外交的角度進行澳门皇冠 ,於2010年發表《早期世界博覽會與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興起》一文[31] ,提出世博會不僅具有一般的外交功能  ,而且具有民間經濟外交功能。近代中國在參加世博會的過程中,不僅逐漸認知了世博會的這一功能,而且逐漸付諸實踐,並由民間經濟外交而引發出商人外交,使世博會日益成爲近代中國商人外交進步的一個重要載體和助力。

                                   

                                  此外,虞和平指導的博士生賈中福,於2008年出版由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專著《中美商人團體與近代國民外交》[32] 。2013年,於文浩的博士後澳门皇冠報告《中日民間外交(1919-1928):以商人團體爲主體的歷史考察》完稿 ,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

                                   

                                  虞和平及其團隊對於近代商人外交的澳门皇冠,不僅具有學術創新價值,而且富有時代意義 。隨着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際化程度的提高,現在的中國商人已經走向世界各國  ,大量從事經貿活動。在更爲激烈的全球經濟競爭狀態下 ,如何發揮工商界的民間經濟外交作用,如何減少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摩擦,獲得雙贏 ,成爲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鑑往知來,讀史明理 ,可以說近代商人外交澳门皇冠正當其時 。

                                   

                                  張謇是中國近代的一個非凡人物 ,虞和平有關張謇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澳门皇冠也頗有心得 ,他將張謇視爲“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 。爲什麼是“前驅”呢?因爲張謇的思想與行動 ,較好地反映了近代中國開始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過渡性質。他的身上 ,既有現代社會的因素 ,又有傳統社會的烙印  ;從他的言行中,既可以看到許多發前人所未發、做人所未做的革新開拓之處 ,也可以看到一些改末保本、循序漸進的因循守舊之處 ;在他的社會實踐中,既取得過成功的業績,也免不了失敗的悲劇。張謇的一生,經歷過晚清狀元、改革思想家、資本主義企業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動家和政府官員等職業生涯,把各種角色及其資源融爲一體 ,把一些傳統思想運用於自己的各項建設事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創辦的各種企業雖然離不開盈利,但其最終目的並不在盈利 ,而是爲了利國福民。他把經營企業的盈利所得大量投資於教育和公共福利事業,充分發揚了“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思想。他在創辦第一個企業大生紗廠時,即名之爲大生,取儒家所謂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義。[33]由此可見,張謇的經歷與言行不僅反映了時代的鉅變,還表現了其個人的現代化素質和貢獻。

                                   

                                  以往對張謇的澳门皇冠 ,多采用一分爲二的觀點 ,肯定其在經濟和社會活動方面的進步意義 ,批判其在經營管理中的封建主義、家族主義 ,政治活動中的改良主義等。隨着時事變遷,對其的肯定有所擴大、深入。但是,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事實上並不應糾纏於確定其究竟有“幾分功績幾分過錯”,而在於運用歷史的尺度,把他放到當時的歷史階段和歷史環境中加以考察  ,把握他最主要的歷史貢獻和影響,並以此界定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虞和平將張謇放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過程中予以關照,是一種值得關注與肯定的澳门皇冠視角 。正如胡適所說,張謇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 ,造福於一方 。所謂開路先鋒,所謂獨闢新路,即是指其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領袖作用 。唯有如此 ,才能超越原先對張謇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認識 ,探究他整個的社會革新努力,評價他所創造的“南通模式”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示範意義 。近一個世紀過去,南通模式所展現的首先奠定區域現代化的經濟基礎 ,然後以教育提升區域民衆的整體素質,進而發展交通、促進福利公益事業來改善生態與人文環境,體現出循序漸進和全面發展的特點 ,對當今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仍有啓發性。

                                   

                                  虞和平在新世紀的另一項重要學術成果 ,是撰寫了70萬字的專著《20世紀的中國——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經濟捲上冊1900-1949)》[34],對20世紀上半期的經濟史進行重新梳理與整體闡釋 。虞和平所在的澳门皇冠,是國內澳门皇冠中國近現代史的重鎮 。虞和平多年承擔澳门皇冠學科澳门皇冠綜述的撰寫 ,對於包括經濟史在內的整個學科的澳门皇冠動態、方法變遷了然於胸。他高屋建瓴地構建了1900-1949年的經濟史 ,在充分掌握前人澳门皇冠成果的基礎上  ,有所繼承,有所開拓。

                                   

                                  具體而言  ,此書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重視整體澳门皇冠。縱向上注意各個時段新生經濟因素的產生、發展 ,揭示每個時段的特徵所在;橫向上注意各種經濟部門和經濟成分的構成變動 ,擇要分析企業構成、資本構成、產值構成、地區構成 ,並闡釋彼此之間的聯繫與互動 ,主要體現在農業、工業與外貿之間 ,工業、商業與金融業之間,工業、商業、交通與外貿之間 。

                                   

                                  第二,體現早期現代化線索 。虞和平根據長期從事現代化澳门皇冠的經驗,概括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五個方面的動力因素和制約因素:一是政治因素 ,如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新民主主義革命對經濟現代化進展及其模式變化的推動作用;二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如清末時期、民國初年時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抗戰時期、戰後時期、革命根據地的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和政策調整,及其對經濟現代化進程的正反雙向作用 ;三是技術因素 ,除了在農業和手工業的有關章節中,陳述其生產中採用現代技術的情況外 ,還有專章論述工農業生產技術和經濟理論的引進與應用及其侷限性 ;四是社會因素,如實業救國思潮、收回利權運動、資產階級隊伍構成、社會各界的經濟社團活動,都從經濟現代化啓動中社會動員的角度加以考察;五是外部因素 ,主要考察了外資在華投資開設企業和中外貿易變動的狀態,並分析其對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的主觀上抑制和客觀上促進的雙重影響 。[35]其中如制度和政策因素、技術因素(經濟發展中的科學技術問題)等 ,以往的經濟史澳门皇冠較少關注 。這些視角的引入,豐富了經濟史澳门皇冠的內涵 ,將這一時期的經濟史與政治變遷、技術革新,以及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緊密結合 。再如,針對以往的鄉村建設運動多從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角度進行澳门皇冠,虞和平在此書中從社會經濟史和現代化史的角度,考察鄉村建設運動對鄉村政治進行的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對農業經濟推行企業化和市場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設,對農民素質實施知識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 ,從而顯示了一種農村改造的現代性模式。[36]

                                   

                                  第三 ,採用量化分析,糾正以往澳门皇冠中的偏差與錯誤  。經濟史澳门皇冠既應有定性描述,也應有定量分析。虞和平一直重視經濟數據的運用與分析,在《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中就曾專闢一節,具體評估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程度。在本書中 ,他對抗戰後國家資本的膨脹及壟斷再澳门皇冠 ,最爲精彩,創見性地指出國家資本的壟斷是相對的和畸形的,壟斷的強化也是不平衡的 。

                                   

                                  可見 ,虞和平的這一專著,較之以往的近代經濟史著作 ,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特點。既從現代化的視角 ,注意新經濟因素的產生、發展、變化及其原因 ,細緻展現中國經濟從傳統到現代的具體演變過程,還在吸收和借鑑既有澳门皇冠成果的同時 ,與之積極對話,重視數據辨析、更新澳门皇冠視角,形成了新的問題意識和結論 。商人外交與20世紀上半期的經濟史澳门皇冠,都表明虞和平一方面仍在運用現代化範式認識歷史 ,另一方面又以超越現代化範式的眼光關照自己的澳门皇冠。

                                   

                                  需要指出的是 ,現代化理論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  ,是西方國家現代化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 。中國的現代化澳门皇冠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影響日益增大,也與改革開放後中國現代化的快速發展有關。對中國來說,現代化不僅是中國近代以來所追求的主要目標 ,而且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及未來較長時期內的目標。歷史學者有責任去澳门皇冠和總結中國與世界現代化曾經經歷的風霜雪雨,現在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

                                   

                                  縱觀虞和平近30年的現代化澳门皇冠,可發現他的澳门皇冠紮根於中國近現代史實和國情,與時代主題的變遷密切相關,同時注意和借鑑現代化理論與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理論,並以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思想和中國國情對西方的現代化理論進行中國化的改造,構建中國現代化史的基本理論框架,力圖將澳门皇冠方法與澳门皇冠內容有機結合 ,對中國現代化史做出有中國特色的解釋 。從商會專題澳门皇冠到以現代化視角撰寫近160年來的通史,再到商人外交、張謇澳门皇冠與近代經濟史體系的重新構建,無不體現出上述追求與努力 ,展現出他廣闊的學術視野與敏銳的學術眼光 ,以及深入解讀史料的能力與較強的理論思辨力 。正因爲如此,虞和平在現代化領域中取得的豐碩成果 ,飽含着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深切關懷,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 ,在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中佔有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 。

                                   

                                  作者簡介:吳敏超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门皇冠所副澳门皇冠員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澳门皇冠人員 。

                                   

                                  [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第2頁。

                                   

                                  [3]虞和平:《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歷史澳门皇冠》1990年第5期 ,第46頁 ;《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第83-84頁。

                                   

                                  [4]虞和平:《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 ,第45頁 。

                                   

                                  [5]虞和平:《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 ,第46頁;《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第84頁 。

                                   

                                  [6]虞和平:《商會與中國資產階級“自爲”化問題》 ,《澳门皇冠澳门皇冠》1991年第3期,第34、35頁。

                                   

                                  [7]《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第205-220頁 。

                                   

                                  [8]虞和平:《清末民初商會的商事仲裁製度建設》 ,《學術月刊》2004年第4期。

                                   

                                  [9]1993年,前者成果以《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澳门皇冠》爲題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後者成果以《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爲題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0]虞和平、謝寶耿:《努力創建中國現代化史學科——虞和平訪談錄》,《學術月刊》2004年第4期  ,第97頁。

                                   

                                  [11]《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第4、7頁 。

                                   

                                  [12]《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第8-18頁。

                                   

                                  [13]《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第145頁。

                                   

                                  [14]虞和平:《鴉片戰爭後通商口岸行會的近代化》,《歷史澳门皇冠》1991年第6期,第134-135頁;《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 ,第160-162頁。

                                   

                                  [15]虞和平:《清末以後城市同鄉組織形態的現代化——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爲中心》,《中國經濟史澳门皇冠》1998年第3期  ,第84頁。

                                   

                                  [16]虞和平:《論清末民初中美商會的互訪和合作》 ,《澳门皇冠澳门皇冠》1988年第3期 ,第111、118頁 。

                                   

                                  [17]虞和平:《西方影響與中國資產階級組織形態的近代化》 ,《中國經濟史澳门皇冠》1992年第2期 ,第110頁 。

                                   

                                  [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

                                   

                                  [19]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20]虞和平主編:《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0、16頁。

                                   

                                  [21]劉大年:《當前澳门皇冠澳门皇冠的幾個問題》 ,《劉大年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

                                   

                                  [22]《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18頁。

                                   

                                  [2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第240頁 。

                                   

                                  [24]《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19頁。

                                   

                                  [25]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澳门皇冠的解釋體系和內容結構》,《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第164頁 。

                                   

                                  [26]《中國現代化歷程·緒論》,第21頁。

                                   

                                  [27]《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 。

                                   

                                  [28]虞和平:《五四運動與商人外交》,《澳门皇冠澳门皇冠》2000年第2期 ,第81頁 。

                                   

                                  [29]《史學月刊》2004年第7期。

                                   

                                  [30]《寧波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31]《史林》2010年第4期。

                                   

                                  [3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

                                   

                                  [33]虞和平主編:《張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序”,第3、6頁 。

                                   

                                  [34]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5]虞和平:《20世紀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經濟卷1900-1949)》,“前言” ,第50-51頁 。

                                   

                                  [36]虞和平:《20世紀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經濟卷1900-1949)》 ,第370-37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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