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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華、陳勇:徐復觀的考據觀和考據方法述論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5年11月18日

                                                                                  摘要:徐復觀對乾嘉漢學和以胡適爲代表的新考據派在治學上的態度立場、價值關懷等持批判態度  。徐氏認爲考據雖可解決細微局部的問題,但崇尚考據的學風,使許多學者喪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貧乏 ,導致學術經世功用缺失 ,無益於社會現實和文化思想問題的解決。他以思想史的路徑切入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探討,主張思想與考據相結合,在治學上反對懸空立論 ,強調以考據作爲治思想史的起點。在考證方法上 ,他提出文獻線索考證法和思想線索考證法 ,而此兩種方法都是建立在窮其思想源流、發展演變的視角基礎上的。

                                                                                   

                                                                                  關鍵詞:徐復觀 考據觀 新考據學派 思想線索考證法 文獻線索考證法

                                                                                   

                                                                                  標題註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十年來的港臺人文思潮澳门皇冠”(項目號:11JJD770008)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受到上海市高校一流學科(B類)“世界史”項目資助。

                                                                                   

                                                                                  在現代新儒家第二代學者羣中 ,與唐君毅、牟宗三以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切入對中國文化的探究理路不同 ,自謙爲半路出家且人到中年才轉入學術領域的徐復觀  ,選擇以思想史爲其探討中國文化的路向和一生志業之所在 。與唐、牟二人努力建立自己龐大精密的哲學系統不同,徐氏“並不曾想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用其本人的話來說,他所致力的是對中國文化“現代的疏釋”① 。徐氏以其現代立場對傳統所作的“疏釋” ,在學術風格及理路上顯現出與唐、牟二人不同且鮮明的個性特徵。徐復觀的治學特色,余英時曾概括爲:“一方面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 ,另一方面則遊移於義理與考據之間 。”②關於徐復觀論學所凸顯出的現實關懷甚爲濃烈的學術特質 ,學界已有所論及 ;然其於考據義理之間的學術特性 ,卻甚少關注。

                                                                                   

                                                                                  徐復觀對其學術澳门皇冠的宗旨闡釋較爲明確,自稱是懷着一顆“感憤之心”,將其對現實的困惑思考投入到學術澳门皇冠中來 ,以期清理出“中國學術史裏的荊棘 ,以顯出人文精神的本真”③ ,從思想史的澳门皇冠中,照明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出路 。具體到學術領域的實踐過程,徐氏認爲思想史的澳门皇冠職責是“疏導中國文化,首先要站在歷史上說話,不能憑空杜撰” ,而他“站在歷史上說話”的治學路徑“是用很嚴格的考據方法” ,反對懸空立論  ,主張“以考證言思想史”。④然而問題是 ,徐復觀雖自認爲其治學是以考據爲切入點,但他本人卻對於乾嘉漢學和以胡適爲代表的新考據派學人在考據上的態度方法、價值關懷持批評否定態度 。由於徐氏對考據既有批評的一面,又在具體澳门皇冠中強調考據的重要性,這暗示着我們必須做出一個提問:即徐復觀對考據所持立場觀點爲何?在思想史釋讀的過程中 ,運用的考據方法爲何 ?本文擬對上述問題作一梳理,以見教於方家。

                                                                                   

                                                                                  對主流考據觀的批評省思

                                                                                   

                                                                                  在20世紀中西古今互相激盪的時代洪潮中,在人文學科領域 ,以胡適、傅斯年爲首的一批留學西方的新派學人以西學爲參照,主張以進化理性客觀的求真精神,抱着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 ,把西方的科學實證和乾嘉的考據方法結合在一起 ,建立起了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新式學術範式。尤其是胡適力倡“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輔以“整理國故”之吶喊 ,“張大考據學派的旗幟”⑤,一時望風而從者比比皆是。大體言之 ,新派學人多持吐故納新的全盤性否定傳統文化的立場  ,把傳統典籍當作材料處理 ,剔除傳統所具之道德價值意涵 ,以平等的眼光和懷疑的態度整理文獻材料。

                                                                                   

                                                                                  與之相反的是 ,面對傳統價值崩塌解紐的困境 ,新儒家學人爲維護傳統價值之不墜,主張返本開新的立場,體認中國傳統文化爲一鮮活之生命存在  ,他們堅守傳統文化人文性的價值,反對新派學人剔除民族歷史文化之價值 。這表現在學術領域,就是他們鮮明反對乾嘉的實證立場,反對以瑣碎考據爲治學宗旨。如熊十力盡管認爲  ,若讀古書,“於其訓詁名物度數等等若茫然不知,則與不曾讀書者何異?”他承認考據的價值,但只把考據看作爲學向路之一隅,而不是學問之本身及全部  。站在學問經世的立場,熊十力將國之不振、族類式微 ,皆歸爲“清代漢學家之罪也”⑥。錢穆亦說:“論儒學 ,當以清代乾嘉考據以下爲最衰。因其既不講心性 ,又不講治平 ,而只在故紙堆中做考據功夫 。”⑦民國以來,以胡適爲首的新考據派學人沿襲了乾嘉的治學方法,專走訓詁考據之路而忘記了史學經世的宗旨,從而引發了錢氏對該派的批評 。他說科學考證派“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 ,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追究 ,以活的人事,換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巖礦,治電力 ,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  ,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穫,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⑧。

                                                                                   

                                                                                  對乾嘉考據學的批評,徐復觀的立場頗類熊、錢。他批評清儒“自戴東原以下  ,皆是矜心戾氣,互爲名高;凡不合他們口味的,排擠不遺餘力”⑨。清儒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學術立場 ,“也只能以兩漢經生之所是 ,代替先秦諸子百家之所是 。不僅把唐宋元明歷代學術文化中的思想性,完全排除了 ;連先秦諸子百家乃至兩漢中凡是有思想性的東西 ,也都給他們整死了”⑩ 。換言之,徐氏認爲清儒的治學態度帶有極爲武斷的門戶意氣偏見,乾嘉考據毫無思想原創性 ,把歷代學術中帶有思想性的東西完全給予剔除,喪失了學術上的思考力 ,純書本的考據造成其思想上的貧乏 。

                                                                                   

                                                                                  徐復觀說:“中國傳統的學問,本是以經世致用爲目的的 ;因此,中國學問的本身,二千餘年來 ,本是以對現實問題負責所形成的‘思想性’爲其主流的。中國學問的活動 ,自先秦以來,主要是‘思想’的活動。”(11)此一帶有“思想性”的經世傳統 ,到了清儒手裏 ,在澳门皇冠範圍上,“完全把澳门皇冠對象限定在古典註釋的範圍之內” ,尤其是乾嘉學人的澳门皇冠“完全與現實的自然、社會、人生絕緣”,不以客觀謹嚴的經世精神去把握古典 ,而“是把古典當作壓服他人的偶像”(12)。縱觀徐復觀對清代學術思潮變遷的闡述,除了對清初三大家肯定外 ,整個清代學術也只對晚清以康有爲爲代表的今文學派有所肯定,這是因爲康有爲雖貌以考證之名在學術上“猖狂附會”  ,“但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性 ,經他們這一轉手而復活起來 ,重新對時代問題負起來學術文化所應負的責任 ,依然是有某一限度地意義”(13)。

                                                                                   

                                                                                  徐復觀認爲以胡適爲代表的新考據派學人所建立起來的現代學術典範 ,“大體上來說 ,每一門學問都打開了切實的門徑 ,無形間也建立了一種學術上共同承認的標準”(14),但新考據派學人在考證過程中對其所“共同承認的標準”——科學方法的認知範疇,割裂了事實求真與價值致用的聯繫,忽視了人文學科求知過程中史家價值主觀判斷的存在。他們的科學考據所尋求的絕對客觀的解釋,將考據引向點滴的文獻尊崇立場上 ,以標榜所謂科學的口號開始 ,“以不科學、反科學的收穫告終”(15) ,違背了古典思想自身所具有的脈絡結構和語境體驗 ,無法深入和觸及古典思想性問題的討論中。新考據派學人“口口聲聲地喊科學方法,而其考據工作 ,卻最不科學,這是因爲他們先橫一反中國文化的心理”(16),並由此反傳統的心理爲基點 ,以校勘之學的提倡來“整理國故”,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 ,達到其全盤西化的目的。

                                                                                   

                                                                                  對於其師熊十力在文獻上的辨僞考釋功夫 ,徐復觀發現,熊氏雖能在學問上自闢新境 ,“但他瞧不起乾嘉學派,而在骨子裏又佩服乾嘉學派,所以他從來不從正面攖此派之鋒 ,而在歷史文獻上常提出懸空地想象以作自己立論的根據 ,成爲他著作中最顯著的病累”(17) 。通過對熊氏治學的反思,徐復觀認識到對於思想史的澳门皇冠,只有建立在史料可信、真實的基礎之上,才能把握它的意義,而他本人即選擇了以“考證言思想史”的路徑 。

                                                                                   

                                                                                  通過對傳統的乾嘉學派和以胡適爲代表的新考據學派的批評,以及對其師熊十力在文獻處理上鑿空臆斷的反思,徐復觀強調有價值、有思想性的考據“必須在澳门皇冠態度與澳门皇冠對象上有一大轉換 ,即由古典的註釋走向思想史的把握 ;由書本走向現實的自然、社會、人生”(18)  ,必須將思想與考證結合起來。考據方法所示之效用不僅僅只是侷限於“訓詁名物度數”上,而與澳门皇冠對象和麪向對象所提出的問題密切相關 。考據有其適用的對象與向度,應有一定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指向的關切所在 。

                                                                                   

                                                                                  徐復觀提倡思想與實證相結合的新考據,認爲“疏導中國文化……一定要抉擇爬梳,有所根據”(19) 。對待史料 ,必須以“嚴格的考據方法重新疏釋”,因爲“我們所讀的古人的書,積字成句,應由各字以通一句之義;積句成章 ,應由各句以通一章之義 ;積章成書,應由各章以通一書之義。這是由局部以積累到全體的工作。在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謂訓詁考據之學”(20) 。以精密謹慎的考據得出的事實結論,可以破除“膚淺粗疏甚至是虛僞的考據” ,可以避免遊談無根而被抱有不同意見的人抹殺、訕笑 ,“凡是他人在證據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 ,用不着立異 。凡是他人在證據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加以拋棄,無所謂權威”(21) 。

                                                                                   

                                                                                  徐復觀強調,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澳门皇冠對象、切入路徑、治學的宗旨目的等方面多有所差異,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不能簡單地運用在人文學科的考據過程中,因爲人文學科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自身主體的價值問題 ,而實證只能處理部分的基礎工作 。所謂科學方法 ,仍以求取“客觀”知識爲標的,但在人文學科求知過程當中,追求“客觀”的是人 ,“運用方法的是人,人一定被他的起心動念所左右”(22) 。因之 ,所謂“客觀”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史家主體意識的介入,所以科學的方法應該承認史家主體的價值立場對考據求真旨歸的影響。

                                                                                   

                                                                                  徐復觀指出史家要提倡具有科學方法的考據 ,但在澳门皇冠中不能以科學實證方法拒斥人文澳门皇冠所存在的主觀性問題 。他說:“大家談科學方法  ,卻常忽視了在自然科學的實驗當中,人不能不以儀器的活動爲活動,此時的方法是在客觀中運行 。但在人文學科方面,方法的操作,‘存乎一心’ ,很難脫離主觀的作用  。”(23)因此 ,史家需要在澳门皇冠工作的態度上有所轉變 ,承認態度問題比方法問題更重要。因爲“決定如何處理材料的是方法,但決定運用方法的則是澳门皇冠者的態度。有人強調科學方法 ,而常作陷入主觀的論證,這種令人困惑的情形,大概不是在方法上可以求得解答 ,而關係到隱藏在運用方法後面的態度 。所以科學方法 ,與科學態度 ,是不可分的”(24) 。要提倡科學的考證方法 ,必須由史家主體價值立場的確立來決定澳门皇冠的態度 ,由澳门皇冠的態度確立導向對方法的正確理解和使用 。

                                                                                   

                                                                                  考據如果只爲辨析事實真僞,並不是沒有價值 ,但不能稱之爲思想史。徐復觀認爲對古典還應有義理的闡釋 ,因爲“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後人 ,作一種解釋的工作”(25) 。考據只有具有了“思想性”,帶着時代的問題意識,走進古人的思想世界,方能顯出治思想史之最終意蘊 。因此,徐氏認爲在使用考據方法解決部分問題以取得一個堅實的立足點後,治思想史在考據之外,應向三個層面去擴展:一是“知人論世的層面”;二是“在歷史中探求思想發展演變之跡的層面”;三是“以歸納方法從全書中抽出結論的層面” 。(26)

                                                                                   

                                                                                  考證方法:思想線索與文獻線索

                                                                                   

                                                                                  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辯證》一書 ,是實證科學方法澳门皇冠的成果。傅氏解釋“性命”兩字的方法是清人所用的“訓詁學之演繹法”,是循着文字之衍變爲軌跡,作一條線式的推斷,“若本字之原形原聲不能與所期之結論相應 ,則由通假以濟其窮”(27)。徐復觀對傅斯年所用訓詁演繹法提出批評:

                                                                                   

                                                                                  這(指訓詁之演繹的方法—引者)不僅忽略了由原義到某一思想成立時 ,其內容已有時間的發展演變;更忽略了同一名詞,在同一時代,也常由不同的思想而賦予以不同內容。尤其重要的 ,此方法,忽略了語言學本身的一項重大事實 ,即是語原的本身 ,也並不能表示它當時所應包含的全部意義,乃至重要意義。(28)

                                                                                   

                                                                                  僅採用某家某人某書中的一兩句重要話,以演繹成一家、一人、一書的全部思想結構,常易流於推論太過 ,已經是很危險的方法。何況“就其字義 ,疏爲理論”,其流爲荒謬 ,乃是必然的 。(29)

                                                                                   

                                                                                  通過對傅氏考證方法的反思,徐復觀認爲對於某一字詞進行解釋 ,“只能由它的上下文來加以決定  ;只能從一個人的思想  ,從一部書的內容,用歸納的方法來加以決定 。用歸納方法決定了內容以後 ,再由內容的涵蓋性 ,以探索其思想的內在關聯。由內容與內容的比較 ,以探索各思想相互間的同異 。歸納的材料愈多,歸納得愈精密,我們所得出的結論的正確性愈大”(30)。此方法可稱爲“資料歸納法”  。“在此一方法內 ,並非置字形字聲之訓詁於不顧,而系將由字形字義所得之義,在一句之構造中,在一章之上下文義中 ,互相參證,以求其文從字順 。更進一步則將某一時代之有關資料,某一書某一家之相關資料,加以歸納後 ,較同別異 ,互相勾稽,以求能在較大之背景與基礎上 ,得出較爲實際之結論 。其無資料可參證、歸納者 ,則寧可暫存而不論。”(31)在對於資料作出嚴整的歸納之外,對於思想史的澳门皇冠,史家更應具備發展演變的觀念,“在歷史中探求思想發展之跡” ,瞭解古人思想的演變 ,“只有把握到這種發展演變 ,才能盡到思想史之所謂‘史’的責任,才能爲每種思想作出公平正確的定位”(32)。

                                                                                   

                                                                                  關於明堂 ,是古典中引起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徐復觀發現前人對於明堂的考據,“不知在歷史的具體情況中  ,求其發展演變之跡,而僅以室堂等字的文字訓詁爲基點,由此而把明堂推定爲古代宮室堂廟的統一建築形式 ,因而下一結論謂明堂‘爲古代宮室通制’”(33) 。徐氏以資料歸納法和思想線索演變發展的考證方法,對“明堂”一詞的流變做出了有別於前人的考證。首先 ,採擇《左傳》《周書》《荀子》等書中的材料,加以歸納後,較同別異 ,互相勾稽,得出“明堂”在春秋戰國之際 ,有祀祖配天之意 ,但不以明堂即是法天  ,更與陰陽五行無涉 。其次 ,結合《呂氏春秋》《史記》《淮南子》等文獻記載來看 ,到了兩漢時期  ,歷史上的明堂早因代遠年湮而不易把握。兩漢學術基本性格之一 ,常將許多各有分域的事物,組成一個雜拌的系統。明堂到了兩漢已經變成了理想性的東西 ,大家便可按照自己的理想隨意加以構造。蔡邕的《明堂論》“不僅把歷史的明堂及《十二紀·紀首》的明堂 ,糅合在一起,並且把從秦及漢初所提倡,至漢武帝而初步實現的太學乃至小學等 ,都糅合在一起,成爲理想性的政教總機構 ;明堂至此而始完成至高無上的地位 ,給後世以很大的嚮往”(34)。通觀“明堂”一詞的發展演變線索,只是後人不斷“層累”的認知結果,“明堂的理想性愈高,他所含的歷史因素便愈小”(35)。

                                                                                   

                                                                                  徐復觀指出 ,從論世知人中可觀察到“一種新思想、新觀念之出現”,可“由思想觀念出現之前後 ,以推論相關典籍出現之先後,這系過去考據家所忽略了的一個重要方法”(36) 。此方法即文獻線索考證法。這就要求,判定古書的成書時代 ,不僅需史家旁採某一時代的史事、人情以參驗書中的思想內容 ,突出古書與時代語境左右思想的相互聯繫來做判定  ;另外,則更須以歷時性的眼光  ,疏通古書中思想與前後時代思想的聯繫,纔可從其中思想淵源與轉承的關係演變中判斷古書的成書時代。

                                                                                   

                                                                                  今人要了解楊朱的思想,僅只能從《莊子》《孟子》《荀子》等古籍的零散記載中得到某一方面內容,若要進一步瞭解莊、孟所言的楊朱“爲我”、“貴己”的思想 ,則需找到具體的根據。“黃震的《黃氏日抄》以爲‘其書(《列子》)有楊朱篇 ,凡楊朱之言論備焉’ 。而宋濂的《諸子辯》,即以《列子》的《楊朱篇》 ,‘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剿附於此’。”(37)黃震與宋濂所認爲的《列子·楊朱》篇與楊朱思想有較大關聯的說法是否成立呢?這就不得不牽涉《列子》一書的成書年代問題 。今人以《列子》一書,爲晉魏時人所僞一說 ,幾已成定論 。對於“梁啓超在《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中主張《列子》爲張湛所僞編 ;馬敘倫在《列子僞書考》中所舉之二十證;陳旦《列子楊朱篇僞書新證》 ,歷引佛典以證明《楊朱》篇‘受印度思想激盪’諸說” ,徐復觀斥之爲“最爲無稽”。因爲梁啓超、馬敘倫等人的觀點,“在《列子》辨僞文字中  ,許多從訓詁上 ,文法上找論證 ,有的可以證明《列子》之不出於先秦,但不能證明其出於魏晉”。持有魏晉作僞說的學人  ,“對其訓詁與文字、文法等使用之時代背景等 ,出於臆測”(38) 。徐氏從時代思想背景的對比中,對《列子》魏晉作僞一說  ,給出其不能成立的理由 。《列子·周穆王》篇有“西極有化人來”一說 ,及《列子·仲尼》篇有“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一說 ,兩說當中,“化人”和“聖者”被解釋爲佛 ,這是從張湛釋解此兩說到梁啓超考證以後 ,一直堅持的有力證據 。徐復觀援引魏晉時代的《抱朴子》《搜神記》爲時代背景材料進行比較,認爲“《列子》所指西極之化人聖人  ,正反映秦漢之際的方士思想 ,而不合於晉人所瞭解的佛”。再把《莊子·大宗師》篇與《列子·天瑞》篇的思想做一對比,則可看出《列子》一書中的許多思想“則取自莊子及其他先秦諸子,或來自秦漢的神仙方士之徒;與晉人所能瞭解的佛,毫無關係”(39)  。徐復觀認爲現行《列子》一書  ,是秦漢之際黃老學者所纂輯而成。列子在先秦必有其人,而未必有其書,其中有先秦的材料,也有漢初的材料 。他通過對《莊子》《荀子·王霸》《韓非子·說林》中涉及楊朱思想的部分做了一番綜合比較之後,結合戰國時代戰亂不斷的時代特徵,認爲楊朱所提倡的“爲我”、“貴生”之說表現出的是一個“矜持奮勵的人 ,而不是放任縱恣的人”,而楊朱在“感到時代及人生的絕望 ,於是爲我而再向下墮落,便否定了爲我的理想性一面,即全性葆真的一面 ,而完全把人的生命,集註於當下的現實享受追求之上” 。(40)此篇可看作是對楊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前述徐氏對於《列子》一書的有關的細節考證,其結論成立與否,固不待言,但從思想觀念前後左右的時代背景比較中用文獻線索“以推論相關典籍出現之先後,這系過去考據家所忽略了的一個重要方法”,卻爲一不可忽視之論見。

                                                                                   

                                                                                  當然  ,徐氏的考據方法還有值得進一步反思之處 ,此處即以他考證《周官》爲例展開論說。《周官》又稱《周禮》,其成書年代問題一直是衆說紛紜,未有定論 。大抵宗古文學者皆以爲該書作於西周,甚至認定是周公所制 ,如劉歆、鄭玄、賈公彥等人皆持此說。東漢何休認爲《周禮》乃“六國陰謀之書”,即認爲該書作於戰國時代。清代崔述、皮錫瑞 ,現代學者錢穆、郭沫若、顧頡剛等人均持此說。還有一種意見認爲《周禮》爲劉歆僞造 ,此說首倡於宋人胡安國、胡宏父子 ,至清末康有爲、廖平等人更是發揮此說 ,詳加推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主劉歆僞造說的學人,在他們的學術見解裏還總摻雜着政治意氣,如胡氏父子便是不滿王安石借《周官》變法,而康有爲“歆學僞經”之說亦欲爲維新張目。

                                                                                   

                                                                                  在《周官》成書年代問題上 ,錢穆1932年在《燕京學報》第11期上發表了《周官著作時代考》一長文 ,力證是書成於戰國晚期 ,當在漢代以前  。錢氏在考證中將焦點集中在《周官》中各項制度所體現出的具體的時代特徵上 ,着力澳门皇冠此書的思想脈絡 ,提出了思想線索的論證法 。徐復觀在考證《周官》成書年代時借鑑了錢穆這一方法,同時又轉換視角 ,關注戰國以至秦漢時期有關官制體系的設計構想這一思潮的發展演進 ,即在考證某項具體制度所反映出的時代特徵的同時 ,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周禮》的整個官制體系的設計思想的演進上  。不過,徐氏的澳门皇冠又回到了廖平、康有爲的立場 ,認爲《周禮》是“王莽草創於前,劉歆整理於後”,只是立說與廖、康不同而已 。

                                                                                   

                                                                                  從思想線索方面看,徐復觀認爲王莽和劉歆並無意於作僞,而是要製作一部以官制表達自己政治理想的書,且見之於實行 。其定名《周官》,後又改名爲《周禮》,是爲適應王莽的現實政治要求 。徐氏先確定劉歆、王莽曾取材很多文獻來進行創制《周官》的活動 ,與經傳不合正是他們創制時的用心之一 ,而創制的《周官》的思想內容中含有“以官制表達政治理想”的傾向 。以此爲前提判斷,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考證出“以官制表達政治理想”的思想源生、發展流變的線索 ,證成其說 。根據徐氏的考證 ,在諸子及先秦儒家典籍中 ,並未有“以官制表達政治理想”的傾向,而此理想的出現 ,“是戰國中期前後才逐漸發展出來的” 。(41)從《荀子·王制》和《管子·立政》始 ,初現表達政治理想的官制雛形。《淮南子》《春秋繁露》等典籍都呈現出“理想的官制”表達,“這正是此種思想線索在摸索中前進的應有現象” ,而“此種摸索結果 ,便是《周官》的出現”(42) 。可以說 ,《周官》的思想內容是繼承了先秦至西漢不同文獻記載觀念的大雜燴 。由此思想線索的發展歷程證明:《周官》的成書年代不可能“提早或拉遲”,只能是西漢末期的思想產物 。

                                                                                   

                                                                                  從文獻線索看 ,《漢書·河間獻王傳》有“《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的記載,說明在劉歆、王莽之前 ,《周官》名稱已出現。此說法,對徐復觀所力主的王莽草創、劉歆整理之說顯然不利,徐氏辨析的理由是:應將《周官》和《尚書》併爲一名,即是《尚書》中的《周官》 ,亦即《尚書》中早已亡佚的《周官》 。徐氏認爲,如果河間獻王所得《周官》是《周官》 ,《尚書》是《尚書》,“則其所得的《尚書》,與伏氏所傳的今文 ,及孔安國在孔壁中所得的古文,其異同若何?在有關文獻中豈得無一言涉及?”(43)劉歆《讓太常博士書》 ,言魯恭王壞孔宅 ,得古文於壞壁中 ,未提《周官》。對此徐氏辯解說:

                                                                                   

                                                                                  以劉歆後來推重《周官》 ,若向、歆父子校書時此書果在中祕,抑而未伸,則在《讓太常博士書》中既盛稱逸《禮》三十九篇 ,豈有不提及《周官》之理 ?……今《漢志》六藝略禮家首“《禮》古經五十六卷” ,以次爲《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後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又其次始爲《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 。既稱《周官》爲“經”,則不應著錄於《禮》古經的傳記之後 。由此不難推見 ,此乃在改名《周禮》之前所補錄,且有以別於一般之所謂禮,並非劉歆在奏其《七略》時已有《周官》一書。(44)

                                                                                   

                                                                                  通過闡述徐復觀考證《周官》的思路 ,我們發現他在考證前,先存預設的判斷 ,然後據此材料以作結論 。徐氏先後從《荀子》《淮南子》等典籍中尋找《周官》的思想線索  ,殊不知 ,各書思想脈絡、主張各不盡相同 ,誰影響誰,很難說清 。如果我們主張《周官》成書於戰國,也可認爲《荀子》《禮記·王制》《淮南子》也完全可能受到《周官》思想的影響 。

                                                                                   

                                                                                  通過對《周官》思想成分構成的考證,尤其是透過刑法制度、賦役制度的分析,徐復觀認爲《周官》所表現出的思想性格是法家的思想性格 ,王莽、劉歆僞造《周官》的目的是想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想把政治、社會變成一個嚴密的便於控制的組織體,此組織體是對自由而散漫的農業社會的一大變革 ,是通過軍事和專制的手段 ,發揮其高效職能 。

                                                                                   

                                                                                  梳理徐氏考證《周官》的思路,我們可以看到,與錢穆等一些重視“歷史意見”的學者所不同的是,徐復觀在考證問題時更能注意史家與時代經驗、意識的互動。徐氏自言其著述“都是在時代激流之中,以感憤的心情所寫出來的。對於古人的瞭解,也是在時代精神啓蒙之下 ,一步一步地發掘出來的”(45)。強烈的時代批判意識 ,個人現實經驗的介入與治學的政治關懷訴求相結合 ,使他在澳门皇冠問題時較多注重時代經驗的啓發 ,故其著述充滿着時代的投影 。誠然,史家的時代經驗、意識有助於提升其認識的水平 ,但是過分強調史家“時代經驗的多少與深淺”(46)在史實考證上的經驗導引,也難免會犯以今度古之弊。徐復觀在《周官》考證中十分強調“時代經驗、意識的啓發”,他說正是“時代經驗”的啓發 ,才使他看到“《周官》中所含的政治思想基調,與西方近代政治社會的理念與結構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所不曾瞭解的”(47),並看到了《周官》思想構成中極權主義的雛形,因此,他的考證不免給人以“求深反惑,極盡曲解”(48)之感。

                                                                                   

                                                                                  徐復觀認爲餖飣考據之學雖可解決細微局部的問題  ,但崇尚考據的學風 ,使許多學者喪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貧乏 ,導致學術經世功用缺失、學者們缺乏時代擔當,無益於社會現實及文化思想問題的解決。在考據之外 ,我們更應充分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學問態度是本根於現實人生的,學者們都是現實社會中活生生的人 ,爲學問而學問的探索精神固然可貴,但要真正理解中國傳統 ,尤其是在傳統思想危機及轉型的時代,史家對於傳統的詮釋,須對缺乏人文精神指向的傳統訓詁考據有所反思 ,提倡更爲開放的具有思想性與實證性相結合的新考據觀 。在考證清楚原意的基礎之上,史家更應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作一解釋,以溫情敬意的態度 ,將傳統思想置放於具體的時代語境中解釋。主體作爲一個鮮活的生命融入歷史之流中,以自身真切的感情去體驗作品的意涵 ,既還原了歷史 ,也使歷史獲得了新的創發力。思想史“現代疏釋”的意義 ,亦由此彰顯 。

                                                                                   

                                                                                  在考證方法上,徐復觀對傅斯年及清儒阮元等人以求其是的語言訓詁學方法解釋思想史路徑持批評態度 ,提出了在資料歸納的基礎上使用文獻線索考證法和思想線索考證法  。而此兩種考證方法都是建立在窮其思想源流和發展演變的視角基礎上的。誠如徐氏所言:“以清理出比較清楚的條理,主要是得力於‘動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的應用。”(49)正是從發展變動的演化視角 ,以思想線索和文獻線索來考證古書  ,徐氏的考證綱舉目張,材料之組織條貫有序。但從《周官》的考證上 ,亦可見其考據方法運用上的侷限 。

                                                                                   

                                                                                  作者簡介:邵華,(1983-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澳门皇冠生;陳勇,(1964- ) ,歷史學博士,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①林鎮國等:《擎起這把香火——當代思想的俯視》 ,《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 ,第410頁。

                                                                                   

                                                                                  ②(48)余英時:《〈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啓示》,《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42頁 。

                                                                                   

                                                                                  ③④徐復觀:《遠奠熊師十力》,徐復觀著、陳克艱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50、50頁 。

                                                                                   

                                                                                  ⑤徐復觀:《當前的文化論爭》 ,徐復觀著,胡曉明、王守雪編:《中國人的生命精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7頁 。

                                                                                   

                                                                                  ⑥熊十力:《讀經示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頁  。

                                                                                   

                                                                                  ⑦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72頁 。

                                                                                   

                                                                                  ⑧錢穆:《國史大綱·引論》,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第3頁。

                                                                                   

                                                                                  ⑨⑩(11)(13)徐復觀:《五十年來的中國學術文化》,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二冊《思想文化卷》(下),臺北“中央澳门皇冠院”中國文哲澳门皇冠所籌備處2001年版 ,第149、149、148、149頁 。

                                                                                   

                                                                                  (12)徐復觀:《“清代漢學”衡論》  ,《兩漢思想史》第三卷附錄二,第369頁。

                                                                                   

                                                                                  (14)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頁。

                                                                                   

                                                                                  (15)徐復觀著 ,黎漢基、李明輝編:《徐復觀雜文補編》第一冊《思想文化卷》(上),臺北“中央澳门皇冠院”中國文哲澳门皇冠所籌備處2001年版  ,第471頁 。

                                                                                   

                                                                                  (16)(28)(29)(30)(36)(37)(38)(39)(40)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1、8、8、13、255、258、256、261~262頁。

                                                                                   

                                                                                  (17)(21)(25)(26)(32)徐復觀:《中國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據問題·代序》,《兩漢思想史》第三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3、3頁 。

                                                                                   

                                                                                  (18)(2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158頁。

                                                                                   

                                                                                  (19)(27)徐復觀:《徐復觀雜文續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01、183頁。

                                                                                   

                                                                                  (20)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讀錢賓四先生〈老子書晚出補正〉及〈莊老通辨自序〉書後》 ,徐復觀著、陳克艱編:《中國學術精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77頁 。

                                                                                   

                                                                                  (23)徐復觀:《答輔仁大學歷史學會問治古代思想史方法書》,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二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

                                                                                   

                                                                                  (24)徐復觀:《澳门皇冠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 ,李維武編:《徐復觀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頁。

                                                                                   

                                                                                  (31)徐復觀:《評訓詁學上的演繹法——答日本加藤常賢博士書》,徐復觀著、陳克艱編:《中國學術精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82~183頁。

                                                                                   

                                                                                  (33)(34)(3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第18~19、19、19頁 。

                                                                                   

                                                                                  (41)(42)(43)(44)(47)徐復觀:《〈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201、210、211~212、235頁。

                                                                                   

                                                                                  (45)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再版序》  ,(臺灣)學生書局1975年版 ,第3頁 。

                                                                                   

                                                                                  (46)徐復觀:《王船山的歷史睿智》 ,徐復觀著、陳克艱編:《中國學術精神》,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62頁 。

                                                                                   

                                                                                  (49)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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