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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燁舟:胡光墉破產案中的西征借款“舊賬”清查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澳门皇冠澳门皇冠》2015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6年04月05日

                          摘要:光緒九年 ,胡光墉在上海創辦的阜康票號突然倒閉,迅速波及胡氏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及其他產業 ,立即引起了朝野關注,清算胡氏虧欠公私資產一案隨之展開 。尤爲令人不解的是 ,清廷追查阜康破產案之外,又節外生枝,戶部對數年前已經奏銷完畢的西征借款“行用補水”費用開始秋後算賬 ,形成“案外有案”的局面。對此,左宗棠與曾國荃均上書朝廷 ,替胡氏辯護 ,但收效甚微,胡氏最終落得家財盡散的結局。考察胡光墉破產案,對揭示晚清錯綜複雜的官商關係有着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胡光墉 左宗棠 曾國荃 阜康票號

                           

                          胡光墉(1823-1885)  ,字雪巖,徽州績溪人。太平天國時期輾轉進入左宗棠幕府 ,長期爲左氏辦理軍需後勤 ,兼辦洋務;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受命“剿辦”西北迴民起義 ,胡光墉則被委以“上海採辦轉運局委員”一職 ,專辦西征大軍的後勤供應 。西征期間,胡光墉爲左氏籌借鉅額洋款以濟軍事,朝廷嘉許,賞胡光墉二品紅頂、黃馬褂,成爲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 。①左宗棠對胡光墉的信任始終不減,視如心腹 ;胡光墉則依仗與左氏的賓主關係,在擴大胡慶餘堂中藥店規模的同時,又在東南各省開設泰來錢莊與阜康票號 ,分號遍佈大江南北,吸引了爲數衆多的官商以巨資託存於胡氏莊號,時人稱讚胡光墉爲“活財神” ,規模可謂盛極一時 。②然而 ,盛況之下暗伏危機 。19世紀80年代初,上海投機盛行 ,進口商品在通商口岸氾濫,由於華商運營長期依賴錢莊或票號週轉 ,造成上海金融吃緊,銀根短缺 ,而作爲當時生絲投資大戶的胡光墉也在此時出現了嚴重的虧損 。③但是,胡氏的損失還不限於在生絲的投資上 。光緒九年(1883)秋,上海爆發了一場空前的金融風潮,金融市場出現了嚴重的資金斷流 ,而此時外商銀行又出於自保  ,拒絕向華資拆借  ,導致當地各大小規模的錢莊、票號紛紛倒閉④ ;加之中越邊境局勢緊張,中法戰事一觸即發,這一消息的傳播很快在金融市場上產生鏈式反應。儲戶不約而同地到阜康票號兌現銀兩 ,瘋狂的擠兌風潮使胡氏的境況雪上加霜。⑤無奈之下,阜康票號上海分號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宣佈倒閉 ,阜康的倒閉不僅虧及官款⑥,京城內王公大員也牽涉其中⑦,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注意 ,一場圍繞着清查與整理胡氏財產的案件也隨即展開。事實上 ,胡光墉破產案並非單純清查追繳胡氏資產,當中還涉及一筆西征“舊賬”的追繳 ,可謂案中有案。

                           

                          查辦胡光墉破產案,官方文獻是這樣描述整個事件的經過: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畢道遠等官員向清廷奏報稱“號商棄鋪逃逸,阜康商號閉歇,該號商經手公款及各處存款甚多”,隨後清廷開始“嚴切究追”阜康倒閉一案 ,飭令閩浙總督何璟以及浙江巡撫劉秉璋,將託存在阜康的公私各款逐一清理,並要求何、劉二人“密速查明商人胡光墉原籍資財” 。⑧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畢道遠與周家楣呈摺奏稱“查覆該號票根簿內,有聯號開列銀四十六萬兩 ,第一號上註明‘文宅’字樣” ,後經查明,除10萬兩爲江西布政使文輝奏報外,其餘36萬兩,經手人爲總管內務府大臣文煜,而文煜也很快承認這一事實,並許諾“捐出”存款中的10萬兩。⑨十一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延煦奏報稱“阜康銀號關閉 ,人心搖惑,市井譁然”  ,並強調“阜康之爲害不止一方,所沒官款、私款不下數百萬  ,其情之重百倍於關閉錢鋪”,建議清廷將胡光墉先行革職,再解交刑部監禁  ,勒令其儘快交出所欠的公私各款。⑩爾後,清廷下了“嚴行追究”胡光墉的決心,先行革除胡氏江西候補道一職 ,再命兩江總督左宗棠將阜康虧欠各處的公私款項逐一清查 ,倘敢抗不完繳 ,即行從重治罪 。隨後 ,前駐藏大臣錫縝向清廷奏稱,將其所存阜康票號的1萬兩白銀“歸公”,以充八旗官學用款(11);而給事中鄭溥元則奏報朝廷 ,前駐藏大臣錫縝等官員與阜康票號存在不法交易的罪狀,清廷考慮錫縝“久經告病開缺” ,故免深究,但仍交戶部處理。(12)光緒十年(1884)正月,左宗棠上奏稱:“遵查阜康號商已革江西候補道胡光墉  ,商號閉歇,虧欠部款及江蘇公款 ,業經封產備抵 。”清廷特意諭令左氏:“飭提追究 ,趕緊清理,毋任宕延。”(13)隨後光緒帝又下諭旨 ,飭令各督撫停止將京協各餉託交票號匯兌  ,提防類似阜康倒欠公款之事再次發生。(14)與此同時  ,戶部下令各省抵扣及清查胡氏票號所虧欠公款 。據聞  ,各省開報胡光墉虧欠公款總計達240萬兩 。(15)清廷根據御史奏劾 ,迅速展開對胡氏阜康破產案的清查追繳,案件範圍僅限於儘量追收胡氏莊號破產虧欠的公私款項 ,並未涉及其他。

                           

                          然而,近四個月後,戶部以新疆南路修築衙署急需鉅款爲由 ,突然提出要追查胡光墉於光緒三、四年舉借洋款舊案的問題 。(16)光緒十年四月七日 ,光緒帝根據戶部提出的建議 ,突然諭令要追回胡光墉在西征期間,因籌借洋款所耗費的“行用補水”等銀106784兩,要求胡氏在當年閏五月前退還 。(17)隨即,左宗棠於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解釋胡光墉所“侵吞”的銀兩源於當年籌借洋款以濟軍需時所產生的“行用補水”費用 。關於委派胡光墉籌借洋款一事,左氏曾與督辦新疆軍務大臣劉錦棠進行商議 ,達成共識後又奏報清廷,胡氏所報銷費用均爲公事所用 ,而非胡氏侵吞 ,故左氏在奏摺中懇請清廷停止追繳此項用款 。(18)清廷此時迫於中法戰事爆發以及左氏的求情奏疏,暫緩了對胡光墉的追查。直到光緒十一年七月以後,左宗棠、胡光墉的相繼離世 ,清廷重查此案  ,仍舊下令追繳胡氏在西征借款中所“侵吞”的“行用補水”,轉瞬之間 ,京朝外省追債之書  ,積以丈尺計 。(19)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戶部尚書閻敬銘又向朝廷上奏,請速將胡氏“家屬押追着落 ,掃數完繳” 。(20)爾後 ,浙江巡撫劉秉璋先後兩次向清廷奏報此事 。第一次是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劉秉璋奏稱:“胡光墉經借華洋商款,侵取行用等銀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原系西征餉銀,應於胡光墉備抵產內著追填補 ,以爲新疆工程之用 。……至於胡光墉款內提解庫平銀三萬五千兩,作爲奉撥新疆工程之用……由滬附搭輪船運赴湖北後路糧臺 ,悉數轉解” ,同時強調會繼續追繳餘下款項 。(21)第二次是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十二日 ,劉氏上陳道:“業準戶部諮胡光墉籌借華洋商款侵取行用銀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 ,原系西征餉銀……茲據布政使許應嶸、釐捐局司道詳稱 ,胡光墉餘欠銀兩業已追齊”,並計劃將這筆餘款用於解濟甘肅 。(22)至此  ,清查胡光墉破產案才畫上一個句號  。

                           

                          清廷對胡光墉的窮追猛打,使人不禁感嘆官情紙薄  。胡光墉被清廷追查期間,左宗棠爲挽救胡氏做出了什麼努力 ?相關的官員在這一問題上又表現如何?這些問題值得探討。

                           

                          頗爲有趣的是 ,國內已刊的左宗棠文獻中未見左氏辦理胡光墉破產案的詳細記載(23) ,倒是野史類著述和當時報刊媒體對此事有些記載。如李伯元的《南亭筆記》謂:“胡以是擁資更豪,乃有活財神之目 。迨事敗後,官場之索提存款者亦最先 。有親至者,有委員者 ,紛紛然坌息而來 ,聚於一堂  。方擾攘間,左文襄忽鳴騶至 。先是司賬某 ,知事不了,以先其遠颺,故頭緒益繁亂 ,至不可問。文襄乃按簿親爲查詢  ,而諸員至是,皆囁嚅不敢直對 ,至有十餘萬,僅認一二千金者 ,蓋恐幹嚴詰款之來處也。文襄亦將計就計 ,提筆爲之塗改 ,故不一刻,數百萬存款,僅以三十餘萬了之。”(24)李氏一說在官方所載的文獻中並沒找到相關事實依據,其真實性值得懷疑。《申報》中登載了關於左、胡兩人在阜康錢莊倒閉後兩次會晤的經過(25) ,卻沒有記錄兩人會晤中所談的內容,對分析胡案細節問題的參考作用不大。

                           

                          左宗棠一方面深知此事非同小可,胡氏破產涉案金額巨大,牽連甚廣,各級官員對此又各懷居心;另一方面左氏又因抱恙在身 ,只能把工作交託他人。(26)對於清查胡氏阜康票號所存的公私各款 ,左宗棠遵旨查辦,並未提出異議,但左氏對清廷指責胡光墉“侵吞”西征借款中“行用水腳”費用一事卻十分不解。故左氏上奏清廷的同時,還專門致函戶部尚書閻敬銘 ,對胡光墉辦理西征借款進行解釋:“惟陝甘諮查四百萬洋款內,該革道擬存水腳、行用、補水 ,共銀十萬六千七百餘兩一款  ,前經弟查明,均系當日稟準有案 ,應銷之款 ,當經諮部查照 ,詎部中無案可稽,又適值新疆修理城工需款 ,飭將此項銀兩追繳 ,解甘應用……查借用洋款本爲不得已之舉,而甘省餉糧兩缺情形 ,珂鄉密邇,諒所目擊。軍情緊急之時,不得洋款接濟  ,真有朝不謀夕之虞,實爲胡革道一人是賴……至此次借用洋款,系德國商人福克經手,胡革道並未從中漁利,人所共知。給福克行用銀二萬兩 ,因此次息銀只八釐零,較之前次一分二釐五毫  ,輕減實多 ,故有此舉。福克現送南琛、南瑞兩快船到金陵,據稟交清。後來都中一見,屆時可由總署傳問福克  ,此項行用是否是伊所得,即知胡革道並未侵吞;其水腳一項 ,由滬運鄂,裝運輪船水腳、保險、擡力種種需費 ,共運過現銀若干 ,駐鄂糧臺有案可查 ,非胡革道所能掩飾;至補水一項 ,經借洋款向不誤期 ,各省關解到之銀低潮不一,若何關所解 ,定向何關補足 ,必致遷延時日,且各關解銀,行之內地 ,本無所謂低潮,而洋人苛刻 ,總以銀色不一 ,立合同時議定,所收無論何項銀色,日後應照洋用銀色清償 ,而胡革道又不能索補於各省關正解之外,因此匯豐銀行先扣銀,交洋人梅博閣手,並未在胡革道處,凡此款項均經胡革道當時稟明 ,陝甘批准有案,不過彼時未逐件諮部耳 。”(27)

                           

                          這則信函提供了胡案中“行用補水”費用的重要信息 。此函形成的時間爲光緒十年五月初五日,此時正值清廷下令追繳胡光墉所“侵吞”的“行用補水”用銀之際。(28)左氏在函中詳細解釋了這筆106700餘兩費用的來龍去脈:首先 ,所借洋款是由德國商人福克經手辦理,由匯豐銀行支付現銀,故具體的償還利息均由雙方商議所定 ,而非胡光墉隨意稟報;其次 ,所借銀兩需要異地運送,因此在運輸裝載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勞務、保險等費用;再次 ,這筆費用當中還包括了胡光墉與匯豐銀行交收現銀時 ,由於銀兩成色問題所產生的額外費用,這屬於當時行業中的一個“潛規則” ,並非胡光墉一人任意濫報 ;最後 ,這筆費用早在光緒七年(1881)就被左氏覈准並上奏。(29)簡而言之,胡光墉這筆“行用補水”費用雖在戶部找不到備案,但陝甘督署已有備案 ,清廷對此早已知曉且准許奏銷(30),不可能存在侵吞。在左氏看來 ,戶部此舉明顯有秋後算賬、趁火打劫之意。在信函首尾,左宗棠說,在邊陲戰火紛飛期間,胡光墉能挺身而出,主動“抱冰公事”,辦理籌款事項 ;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時,胡光墉慷慨解囊,毫不吝嗇 ,故清廷不應因胡氏處危難之際而落井下石 。(31)同時,左氏在函中再次懇請戶部對胡光墉網開一面,強調若胡氏“遽死” ,則會弊大於利 。(32)左氏的求情信函頗見成效 ,清廷對此作了妥協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上諭中出現了“著戶部議奏”的字樣。(33)

                           

                          關於查辦胡光墉一案 ,除官方文獻中提到的幾位官員外 ,尚有一位人物值得注意,即接替左宗棠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 。傳言曾國荃在胡案中亦起到一定作用 ,但在正史及已出版的曾國荃文獻中未能找到相關記載  。筆者有幸發現一則曾國荃致送戶部的諮文,這則諮文除了爲胡光墉當年的借款行爲辯解外 ,還暗詰戶部存在辦事不講道義的傾向 ,篇幅較長 ,敘述詳明。此則諮文並非常見文獻  ,故將主要部分列示 ,以備有心者參考 。

                           

                          在戶部度支總管  ,苟有礙於成例,即不準覈銷,本大臣爵部堂何敢置喙 。惟查抄銀商,事不常有 ,前值收還伊犁 ,俄人多方狡展,和戰未定 ,而關外防營需餉孔殷 。前督辦大臣左宗棠奏旨陛見,其時局勢一更,協借迫不及待 ,旋又議給伊犁守費,餉力愈難!而既賴以集事 ,未暇與之細較 ;其光緒三、四兩年所借之五百萬及三百五十萬 ,恰當山右、陝、豫各省同時旱災 ,軍餉頓行減色,幾難爲繼 。前督辦大臣左宗棠深悉因餉譁噪,一面慰諭各軍 ,一面貸銀接濟,情形迫切 ,雖其所費較多,然其所金甚大 ,此三次息借商款開支外費之所由來也。竊計每次借項 ,多至數百萬兩,決非市商所能遽集 ,尤非一手一足所能爲功。商人與官交涉 ,兌出現銀,每多顧慮 ,在官以爲結息相還,綜覈極爲受累;在商則謂挾賢求利,到處務欲取盈,計較錙銖 ,必思渥沾利益,又懼官事恆有遷變 ,非素信之人從中關說 ,未易破其疑團。所謂“行用補水”,乃事之所必然 。至若保險、水腳二者 ,皆輪船之定章。特數目多寡之間  ,有不可一概而論耳!以胡光墉素業商賈 ,不足深責  ,公議早已洞燭無遺 。而爲公家屢借鉅款,咄嗟立應,是其當日聲名架空可以動衆,究之就中點綴 ,所費當自不貲!動支雖累鉅萬 ,入己亦可相見。譬之人家遇有急需 ,不惜厚利稱貸,而事難湊措,竟莫能解其困厄 ;於此時代籌之款,彼受借者縱令格外吃虧 ,亦所甚願 ;而現款斷非易致 ,在代借者聲氣廣佈 ,百計圖成,雖或優得使用,及至前後牽算,仍歸浪擲 ,斯亦人情之常 。胡光墉所借之銀,三次共一千二百五十萬,數稱極巨 !僅委員之虛名 ,其平時交接酬酢 ,絲絲入扣,一旦緩急相依 ,即竭力以圖 ,骨節向不靈通,所假無幾。奉公非不謹飭,而揆之事機,即猶投一滴於巨壑也 。胡光墉之揮霍,好沽名譽 ,人所共聞,此番倒閉,中外騷然 ,豈彼始願所及料哉 ?亦由貪多務得 ,不復細針密縷,遂至一蹶不振 !統觀今昔 ,其藉以屢救隴塞之困難者在此 !因而身家破敗,公私交怨者亦在此 !現在清查數目 ,就胡光墉三次所支之數,合之誠多,如陝甘總督部堂之駁斥,戶部之核追,不究既往 ,正爲嚴儆將來  ,自是慎重餉需之道!只以前兩次支項   ,均經胡光墉具報,有案可稽;七年支項 ,系屬援案開報,今以濫支,從中追繳 ,於理誠當,於情轉若可矜 。蓋此費用,前督辦大臣左宗棠知其僅能以公了公 ,故未核駁 。迄今事隔數年 ,忽令追賠 ,不獨胡光墉已窮途無措,即其被抵諸物 ,驟易實銀 ,徒作紙上空談 ,追繳亦屬具文。且彼恃其早經報銷,將不咎己之浮開 ,必先怨官之失信 。在胡光墉一市儈耳,曾何足惜 !而紀綱所在 ,或不得不慎重出之 。夫統籌出入 ,嚴杜違例浮支 ,司農之成憲也 。宏濟艱難,亦須原心略跡 ,天下之公道也 。軍興以來 ,所有蕩平劇寇,類皆開單報銷 ,實事求是,核與則例轉難吻合 ,爲戶部所稔知 。前督部大臣左宗棠進規西域 ,所以迅奏膚功者,仰賴廟謨堅定 ,無復掣肘之虞。而迭當各省歉荒,強鄰逼處  ,亦本借款之可恃,庸有私於胡光墉乎?似亦可以共諒矣 !總之,借用商銀,事不常有 ,從前軍務倥傯,往往有例之所礙而勢之所必需者 ,並須當機立應,否則稍縱即逝  。一切用款難以預計 ,多未奏諮立案,實心實力 ,第求協於機宜 ,不能計較一時一事之盈絀也。戶部經權互用,近因海宇肅清 ,定以條奏之限 ,從苛繩舊案 ,務在謹守新章 。所有甘肅、新疆歷次開支經費,久已匯單奏銷,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故須懲以示戒 ,而此番案屬因公支用 ,非等侵吞 ,以視戶部現辦章程系在舊案准銷之列 ,應請戶部鑑核,轉予斡旋 ;嗣後不得援以爲例,以昭大信 !(34)

                           

                          據這則諮文所談到的“保險”、“水腳”等內容推斷 ,此文的成文時間大約在光緒十年四月初七日後 ,即清廷下令追繳胡氏“行用補水”費後 。諮文所提“光緒三、四兩年所借之五百萬及三百五十萬”兩筆借款,的確經胡光墉之手,借款背景以及用途也符合史實 。(35)此外  ,曾國荃在諮文中還提到左函中避而不談的問題,即胡光墉在此筆借款是否獲利。曾氏認爲胡光墉作爲一位商人,無商不趨利,通過協助左氏籌借洋款從中賺取“行用”以及“補水”是人之常情。然而 ,胡光墉所借之洋款均由左宗棠授權委託,所借洋款皆用於公事,而且歷次開支經費早已奏銷結案,何來侵吞之說?戶部不應在阜康倒閉一事上借題發揮而執意追繳胡氏西征借款所報費用。曾國荃的諮文與上述左宗棠致閻敬銘之函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在此不一一贅述  。綜觀這則諮文,曾國荃爲胡光墉辯護意圖明顯  ,且指責戶部重翻舊賬有失公允,可謂言之鑿鑿 。衆所周知 ,曾國荃與左宗棠兩人均爲湖南人 ,且兩人同出湘軍集團 ,共事多年,交情匪淺 。再者,曾國荃當時所處兩江總督之位,清查胡光墉資產也自然成爲其需要處理的案件。綜上所述  ,該諮文應該具有相當的真實性。

                           

                          儘管有封疆大吏爲胡光墉撐腰 ,卻沒有改變胡氏最終破產並淪爲階下囚的命運。據《異辭錄》記述,浙江巡撫劉秉璋接到清廷諭旨後,親自帶隊到胡光墉家貼封條,並命候補州縣29人接收胡氏在浙江的各分號,京師外省追債之書 ,積之可以尺丈計 ,混亂局面可想而知  。(36)又見《申報》刊載:“阜康雪記巨號也,各埠皆設立莊口,專作匯兌……近日市面甚緊 ,一時無從調補 ,其經事人竟避往寧波……而通裕銀號之經手人  ,自詣道署面請封鎖 ,是以瑞觀察即飭鄞縣將該莊查封 ,至開在浙省之四典,聞上海關道亦委員謝湛卿刺史前去發封。”(37)清廷在胡光墉還沒徹底垮臺時就將其商號進行全面查封  ,雖有停損止跌之效,但未免有出手過狠之疑 。而欲取銀之人得知此事後,又擁擠不斷  ,胡氏緊急致電在全國各地的阜康各分號 ,要求立即閉歇 。(38)雖然阜康票號倒閉了,但清廷官員並未罷休,最典型的當屬文煜。文煜在阜康中寄以巨金 ,此時的胡光墉早已窮途無措,只能將其創辦的胡慶餘堂之半作爲抵償予之。時過15年後,即光緒二十五年(1899) ,文煜後人志靜軒與胡光墉後人胡品三、胡緘三訂立契約,正式將胡家在元寶街的老屋歸爲文家物業 ,文家還從胡慶餘堂分18股紅利作爲胡家後人生活費(39),而胡光墉被清廷查封的貴重家當也從官員手中流入到民間(40),一代鉅商最終隕落。

                           

                          重新整理胡案 ,起因於胡光墉生絲投資失敗,又遭受上海金融風潮的衝擊,導致銀根短缺  ,阜康票號突然倒閉並虧欠大量官款。查封胡光墉所開票號以及追繳胡氏所虧欠公私各款本是清廷查辦胡案的前期主線  ,而戶部此時把胡光墉當年協助左宗棠辦理西征借款中所耗的“行用補水”用銀作爲胡氏“侵取”的“贓款”  ,並下令嚴查追繳,這筆“舊賬”清查,使胡案發生了新的變化。雖然左宗棠在奏摺以及信函中均已證明胡氏經手的西征借款中“行用補水”用銀屬於公事費用  ,借款前與相關官員進行過商討,並覈對數額後奏報清廷,此款早已奏銷在案,不存在胡氏“侵取”之說;曾國荃在致戶部的諮文中,也爲胡光墉西征借款的用銀作了一番詳盡的敘述 ,並暗詰戶部翻舊賬之舉有失道義。但清廷則認爲戶部查辦胡光墉屬公事公辦,並不爲過,故繼續查辦,並最終將此筆總數106784兩的用銀全額追繳 。既往澳门皇冠沒有深究清廷查辦胡案的細節,未充分利用清廷的檔案加以考據 ,因而忽視了胡案中還存在着追繳“西征借款行用補水費用”的重要環節 ,僅以清廷清查胡光墉資產作爲胡案發展的主線,殊不知其背後隱藏着更爲錯綜複雜的關係  。

                           

                          至於清廷爲何執意追繳這筆西征借款舊賬 ,筆者認爲原因有四:其一 ,清廷本身缺乏一套完整的金融管理體制規範金融市場的運行,故其在處理公私之間的資金流動的過程中難免出現疏漏。自同治元年(1862)以後 ,清廷雖明文禁止地方官員將公款存匯於私人票號,但這一現象早已司空見慣。(41)胡光墉所辦票號不僅爲官員辦理存匯公款業務,同時還負責代理籌借洋款。清廷所追繳的106784兩出自第六筆西餉借款,據當時左宗棠所奏的《西餉支絀籌借洋款接濟折》 ,可瞭解到該借款的償還方式爲前2年先停還本金 ,隨後4年以等額本息還款 ,即把貸款的本金總額與利息總額相加  ,然後平均分攤到餘下的償還期數中,故此出現了年息9釐7毫5絲以及月息8釐的算法,且不論所報利率高低,清廷對這筆借款的賬面數目理應深悉 。然而 ,從左宗棠致閻敬銘的信函中卻得導知 ,戶部對此竟“無案可稽”,明顯存在問題  。其二,胡光墉經手的“西征借款”所報利率明顯虛高 。當時 ,國際市場上的借款利率年息爲5釐左右,而胡氏的六筆“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也在9釐7毫5絲(42),幾乎爲國際市場價的兩倍 ,這超出的金額,皆成了胡光墉所報的“內銷” 。如此暴利,深諳理財之道的戶部官員自然不能輕易放過胡光墉 。追查胡氏“舊賬”也得到了部分官員的支持 ,如曾紀澤即在其日記中痛斥道:“洋人得息八釐 ,而胡道報一分五釐,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 ,科以漢奸之罪 ,殆不爲枉。”(43)又如李慈銘認爲閻敬銘查辦胡光墉一案“尤快人心”。(44)其三,中法戰爭爆發 ,前線軍餉緊張 ,清廷於光緒十年九月降旨 ,令軍機大臣、戶部等妥議籌餉章程。時值清廷正查追胡光墉所虧公款 ,戶部特意在擬定的章程中提到“匯兌號商入資給帖” ,並痛批胡光墉所開票號倒虧公款。(45)由此可見,戶部也有意藉胡案以解當時財政困厄之局 。其四  ,隨着票號錢莊的經營活動日益頻繁 ,清廷也意識到着手管理全國票號業的重要性(46) ,適逢戶部清算阜康票號所欠款項 ,清廷以此爲契機,向全國各地票號發出一個整頓的信號,有規範票號業發展之意。

                           

                          胡光墉破產案從一個側面反映晚清金融市場運作的複雜性 ,民間票號已成爲晚清地方乃至中央財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票號的生存和發展則嚴重依賴於官方的支持 。在較爲平穩的社會環境下 ,這種關係會爲雙方帶來互惠互利的共贏局面 。而這一看似“平等互利”的關係 ,宦海利益鏈條和人脈關係情態則是牽制票商命運至關重要的一環 。胡光墉一案中的“清查舊賬”恰成爲觀察晚清經濟與政治生態的一個實際樣本。

                           

                          本文在寫作與修改的過程中,承蒙業師暨南大學歷史系劉增合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建議 ,在此謹致以誠摯的感謝 ,唯文中鋪陳所見 ,概由筆者負責 。

                           

                          ①《胡光墉》,陳代卿:《慎節齋文存》上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0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4—275頁;徐一士:《一士類稿》 ,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59頁。

                           

                          ②劉體智撰 ,劉篤齡點校:《異辭錄》,中華書局1997年版 ,第85—86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記》上冊 ,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頁;李伯元:《南亭筆記》,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332—333頁 。

                           

                          ③關於胡光墉生絲投資虧損 ,劉廣京指出 ,胡光墉在生絲囤積的過程中,沒有正確把握生絲在世界市場中的價格 ,從而出現低價賤賣的現象(《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風潮——洋務運動專題澳门皇冠之二》,《復旦學報》1983年第3期) ;另可參見[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譯《19世紀後半期外國銀行操縱中國金融市場的歷史特點——及其與上海金融危機的聯繫》 ,《近代中國》1991年第2期 。

                           

                          ④《綜論滬市情形》,《申報》 ,1884年1月23日,第1張第1版 。

                           

                          ⑤關於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的描述 ,相關記載稱:“舉市所存現銀不到百萬,恐慌不堪言狀 。巨家如胡雪巖、劉雲記、金蘊青皆相壞事,其餘號商店鋪接踵傾倒 ,不知凡幾 ,誠屬非常之禍,各錢莊草木皆兵。”參見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491),臺北 ,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頁;報界訪事員也發現,“近日阜康又倒矣,鎮江與揚州僅隔一水耳,先後合計竟倒至六十八家之多,於是楊、鎮兩碼頭各業大受其累。”《銀根大緊》 ,《申報》,1883年12月19日 ,第1張第2版 。

                           

                          ⑥關於阜康票號辦理京、協兩餉匯兌的情況,黃鑑暉認爲:“1883年12月 ,阜康票號因故倒閉 ,虧及官款,於是戶部於1884年1月2日具奏奉旨 ,一切京協各餉均嚴禁匯兌……對票號匯兌官款餉別的分析,即說明一些省關交票號匯兌的主要是上解京師的京餉。”黃鑑暉:《山西票號史》 ,山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8—239頁 ;高貫成也發現:“寧波海關官銀於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正式成立 ,很長時間官銀號經理都是阜康(通裕)票號經理胡光墉(字雪巖)擔任 。”高貫成主編:《江蘇票號史》,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頁 。

                           

                          ⑦據清人李慈銘在其日記中載:“都人聞之,竟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 ,夜半遂潰 ,劫攘一空 。聞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 。”秦翰才輯錄:《左宗棠逸事彙編》 ,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83頁。

                           

                          ⑧《上諭》(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9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頁  。

                           

                          ⑨《清實錄》第54冊 ,《德宗景皇帝實錄(三)》 ,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32—433頁。

                           

                          ⑩《延煦奏爲阜康主商道員胡光墉盜弄利權請革職拿問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片 ,03/9528/036 。

                           

                          (11)《清實錄》第54冊,《德宗景皇帝實錄(三)》,第434、442頁 。

                           

                          (12)上諭記載:“前因駐藏幫辦大臣錫縝奏,請將阜康商號存款飭追歸公 ,殊屬取巧 ,當將原折擲還 。茲據給事中鄭溥元奏,錫縝前在戶部與姚覲光、董俊翰、啓續等表裏爲奸,家稱鉅富 ,請派員查參等語。錫縝久經告病開缺 ,已往之事 ,姑免深究 。惟該給事中稱其任意瀆奏,實屬咎無可辭。錫縝著交部嚴加議處 ,至所稱告假未經銷假人員應否呈遞奏摺之處,著該部查明具奏”,《清實錄》第54冊 ,《德宗景皇帝實錄(三)》,第445頁。

                           

                          (13)《清實錄》第54冊,《德宗景皇帝實錄(三)》,第466頁。

                           

                          (14)朱壽朋編 ,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 ,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666頁。

                           

                          (15)此數據出自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巖》(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所載,具體虧欠限於史料 ,難以坐實。

                           

                          (16)《清實錄》第54冊,《德宗景皇帝實錄(三)》  ,第526頁 。

                           

                          (17)《上諭》(光緒十年四月初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10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90頁。

                           

                          (18)《左宗棠奏爲革員胡光墉經手行用水腳等項銀兩實系因公欠款免繳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軍機處錄副奏片,03/6554/039。

                           

                          (19)劉體智撰,劉篤齡點校:《異辭錄》,第87—88頁。

                           

                          (20)《杭州胡慶餘堂企業史》,《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 ,政協浙江省委員會文史資料澳门皇冠委員會1962年編印 ,第234—235頁 。

                           

                          (21)《劉秉璋奏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軍機處錄副奏片 ,03/6613/115 。

                           

                          (22)《劉秉璋奏片》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片,03/6614/094 。

                           

                          (23)筆者已對《左文襄公(宗棠)全集》(楊書霖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641) ,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左宗棠全集》(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版)、《左宗棠未刊書牘》(任光亮、朱仲嶽整理,嶽麓書社1989年版)以及《左宗棠全集》(嶽麓書社2009年版)進行查閱 ,均未發現左宗棠查辦胡光墉破產案的記錄。而左宗棠後人左景伊所著的《左宗棠傳》(華夏出版社1997年版)中對查辦胡案有這樣的記載:“諭旨抵達南京時 ,左宗棠已調離兩江總督  ,所以嚴究胡光墉違法一案就由接任的曾國荃處理 。”故在《左宗棠傳》中亦未交代清楚左宗棠在胡案中的角色。

                           

                          (24)李伯元:《南亭筆記》,第332頁 。

                           

                          (25)《申報》報道稱:“左侯相蒞滬情形……旋向北至後馬路糧臺局,拜胡雪巖方伯,聚聊片刻 。”(《侯相訪客》 ,《申報》,1883年10月23日 ,第2張第2版)該報隨後又加以關注:“昨早九點鐘時,美、德、俄、奧等國領事坐船晉謁……因雪巖觀察往金陵,即經李秋坪太守恭迎候相入內稍坐,時已一點鐘。”(《侯相訪客》,《申報》 ,1884年2月26日,第1張第2版)

                           

                          (26)參見左宗棠《假期屆滿目疾未痊仍懇開缺回籍折》、《交卸兩江督篆日期折》 ,《左宗棠全集》 ,“奏稿八” ,嶽麓書社2009年版  ,第387、428頁;又《上諭》(光緒十年正月十二日):“曾國荃著署理兩江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裕祿著毋庸署理”。《光緒朝上諭檔》第10冊 ,第18頁。

                           

                          (27)《左宗棠致閻敬銘》,《閻敬銘存札》,澳门皇冠圖書館藏 ,甲246—16,第11函,第41—43頁。

                           

                          (28)《上諭》(光緒十年四月初七)記載:“戶部奏籌撥新疆工程銀兩一折 ,據稱新疆南路應修衙署等工需款孔亟,請飭浙江將胡光墉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補水等銀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兩 ,於該革員備抵產業內迅速變價照數措齊,限本年閏五月以前解交甘肅糧臺應用。”《光緒朝上諭檔》第10冊 ,第90頁 。

                           

                          (29)左宗棠《西餉支絀籌借洋款接濟折》中關於陝甘四百萬洋款的記錄:“臣卸篆北上時 ,與劉錦棠、楊昌濬晤談 ,均以甫經接任 ,籌餉艱難 ,屬臣代爲借箸。臣雖去任在即 ,亦不欲貽累替人……茲幸胡光墉偕同德國泰來行夥福克及英國匯豐行夥勘密倫先後來見 ,據稱:業經向匯豐銀行議定 ,聽其招股   ,借庫平足色寶銀四百萬兩 ,作六年還清 ,週年九釐七毫五絲行息……臣竊以此次借用洋款 ,不須海關出票,各省督撫經手,可免周折,事體尚無不合 。即以息耗言之,從前以一分二釐五毫爲定 ,此次議借 ,按月計息,只八釐有零,週年尚不滿一分 ,較爲輕減……已飭胡光墉、福克、勘密倫即依照定議 。應仰懇天恩 ,敕下總理衙門,札飭道員胡光墉 ,及照會英國使臣轉行匯豐銀行 ,一體遵照  ,以便陝甘出票提銀,俾資接濟。”附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 。”《左宗棠全集》,“奏稿八” ,第24—26頁 。

                           

                          (30)《左宗棠全集》,“奏稿八”,第26頁。

                           

                          (31)《左宗棠致閻敬銘》 ,《閻敬銘存札》 ,澳门皇冠圖書館藏,甲246—16 ,第11函,第42頁。

                           

                          (32)左宗棠函稱:“無如斯時窘迫危急 ,家產蕩盡,縱令嚴追該革道  ,不過一死塞責 。若其遽死,則夥友星散,於現在作抵之典當等項,反致有損無益 。”《左宗棠致閻敬銘》 ,《閻敬銘存札》,澳门皇冠圖書館藏,甲246—16 ,第11函 ,第43頁。

                           

                          (33)《上諭》(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 ,《光緒朝上諭檔》第10冊 ,第160頁 。

                           

                          (34)參見易大軍《左宗棠與胡雪巖》(《春秋》第11卷第1期) ,朱傳譽編《左宗棠傳記資料》第2冊 ,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頁 。由於《春秋》雜誌已停刊多年,故其具體出版日期難以考證 ,另該文中所引述的曾國荃致戶部諮文,亦未收入2006年嶽麓書社出版的《曾國荃全集》。

                           

                          (35)具體借款數額,可參考徐義生編《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1853-1927)》 ,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7、18—19頁;需要特別注意 ,光緒四年的借款350萬兩中,還包含了向華商所借的175萬兩,詳情可參見左宗棠《籌借商款以濟要需折》,《左宗棠全集》 ,嶽麓書社2009年版,第140頁 。在此不再展開論述,故徐氏一書中所記光緒四年所借之款的175萬兩應爲洋款 。

                           

                          (36)劉體智撰,劉篤齡點校:《異辭錄》,第87頁。

                           

                          (37)《市景可畏》,《申報》 ,1883年12月3日,第2張第2版 。

                           

                          (38)《胡光墉》,陳代卿:《慎節齋文存》上卷,《清代詩文彙編》第703冊 ,第275頁。

                           

                          (39)《杭州胡慶餘堂企業史》,《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 ,第235—237頁 。

                           

                          (40)參見《王文韶日記》光緒十年六月初日記:“初十日,早起偕子惠、冠三、夢九至東山街董賈處看磁銅各器,皆雪巖家物也 。”《王文韶日記》上冊,第650頁 ;另見《異辭錄》中所記:“是時賈商販豎挾胡氏物出售者,其類不可勝數,罔不顯其奢麗 。”劉體智撰,劉篤齡點校:《異辭錄》,第88頁 。

                           

                          (41)黃鑑暉認爲:“封建專制反對和禁止票號匯兌京餉  ,自1863年至1893年始終沒有停止  。”黃鑑暉:《山西票號史》 ,第266頁 。高貫成認爲:“自清同治以後 ,南方大部分省關上解京餉、協餉和賑災等款項 ,就多由票號匯兌辦理 。自同治元年(1862)至光緒十九年(1893) ,全國票號共匯公款82027369兩,其中京餉58567337兩,協餉11537401兩 ,平均每年匯兌公款262.6萬兩。”高貫成主編:《江蘇票號史》,第48頁。

                           

                          (42)黃鑑暉:《山西票號史》,第257—258頁。

                           

                          (43)曾紀澤:《曾惠敏公使西日記》第2卷,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223) ,臺北 ,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945—946頁 。

                           

                          (44)李慈銘稱:“(閻敬銘)相國以治賦稱 ,嘗司胡文忠、曾文正軍餉,人比之劉晏 ,清操絕俗 ;其入掌邦計,仿國計簿 ,綜括天下財賦 ,勾稽出入 ,世頗以聚斂目之,然爲國家計久遠,竭盡心力;追劾戶部三貪吏 ,逮捕浙人大猾胡某,尤快人心!”吳慶坻:《蕉廊脞錄》,沈雲龍主編:《澳门皇冠料叢刊》(405),臺北 ,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64頁 。

                           

                          (45)戶部稱:“即以錢鋪而論 ,查刑部定例,不準私自開設 ,不準私自出票 ,如違照例治罪,律有明條 。乃近來票莊紛紛任意添設,全無限制。奸商設爲騙局,始則揚厲鋪張,繼則侵蝕關閉  ,流弊滋多。上年胡光墉所開阜康及胡通裕票號 ,倒欠公私款項極多,尤爲可惡 !”朱壽朋編 ,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 ,第1875頁。

                           

                          (46)黃鑑暉:《山西票號史》 ,第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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