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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玉河:科舉廢除與新知識階層的興起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歷史童老師微信公衆號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08日

                                                                  原載《江海學刊》2019年第1期 。

                                                                   

                                                                  科舉制度的廢止, 不僅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 而且深刻影響着清末民初的政治格局和歷史走向, 加速了新知識階層的興起。清政府廢除科舉順應了發展新式教育的潮流, 新式教育也確實培養了一個新式知識羣體。但令人不解的是:清政府通過廢除科舉培育出來的這個新知識階層, 爲什麼沒有成爲帝國統治的維護者, 反而成爲帝國的掘墓人?政府爲什麼沒有能夠籠絡住這個新知識階層?新知識階層爲什麼會對政府離心離德?究竟是因爲政府失策還是因爲制度設計有問題?這無疑是需要深入探究的。本文在考察清季廢除科舉的內外原因及過程的基礎上, 力圖弄清科舉制度與新知識階層興起的關聯, 着力分析新知識階層興起後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深入探究新知識階層與政府離心離德, 最後變成大清王朝掘墓人的深層原因 。

                                                                   

                                                                  科舉停廢的深刻影響

                                                                   

                                                                  科舉制度始於隋代而定型於唐代:“煬帝嗣興, 又變前法, 置進士等科 。”1科舉考試規定以儒家經典爲研習內容, 尤其是集中於四書五經”, 強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 。隨着隋唐以後造紙術及印刷業的發達, 典籍刊印日趨便利, 從而擴大了儒學傳習和傳播的範圍 。特別是科舉制度對儒學成爲宋以後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起了制度性保障作用, 科舉本身也成爲官府籠絡和控制士人的有效途徑 。如果說各級官學和書院是傳統中國培育人才的教育機構的話, 那麼, 科舉制度則是傳統中國選拔朝廷所需人才的掄才制度 。科舉制以各級官學及書院爲基礎, 從衆多士人中選拔優秀者爲官入仕, 肩負着將衆多士人選拔出來爲朝廷所用的職責, 是傳統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渠道, 是將士人納入官府體制的重要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 科舉制度不僅規範了士人行爲方式, 而且規範了官府行爲和官吏選拔方式。科舉制堅持的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 使大批地位低下、出身寒微之士脫穎而出, 爲有條件讀書者提供了同等的晉身機會。與以門第爲主要依據的選官體制相比, 科舉制度無疑是一種歷史進步 。

                                                                   

                                                                  科舉制對古代中國學術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是限定了士人讀書研習的範圍, 確定了儒學的正地位;二是將讀書與爲官入仕勾連起來, 使學在官府體制得以維持和強化 。通過科舉考試, 一批士人成功登科, 擁有功名出身, 成爲朝廷的後備官員 。這種情況必然是官學一體化”, 即官員學者化、學者官僚化 。科舉制度下的官吏即爲學者, 而學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從政爲官, 從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學而優則仕的理想變成現實。

                                                                   

                                                                  任何一種制度在實行過程中均有利弊, 推行時間長久容易產生積弊。科舉制度同樣難逃此律。科舉制係爲糾正察舉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來, 而經義八股又是爲糾詩賦浮華之弊、帖括記誦之弊而來, 但久而久之, 它又產生時文、經義, 以及表、判、策、論, 皆爲空言剿襲而無所用者的弊端。在近人看來, 科舉制度並非不好, 關鍵是考試科目有問題:空疏無物、學而無用。西人林樂知之論頗具代表性:“中國開科取士, 立意甚良, 而惟以文章試帖爲專長, 其策論則空衍了事也, 無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運動, 錮士之心思而不能靈活, 蔽士之耳目而無所見聞矣 。倘能於文詩策論而外, 講求堯舜禹湯之經濟, 文武周孔之薪傳, 中國不幾獨步瀛寰, 而爲天下萬不可及之國哉!”2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科舉制度在其初期是有利的, 本意也是良善的, 但行之既久, 弊端難免出現;當流弊未能及時革除而化爲積弊, 其消極作用遂成主要方面。一旦消極作用成爲主要方面, 就自然受到時人的抨擊而必須加以變革 。

                                                                   

                                                                  鴉片戰爭以後, 人們對科舉制度開始進行抨擊, 併發出了變革科舉制度、改革書院課程的呼聲。18981, 總理衙門具奏, 議定以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事合爲經濟特科;同時還提出特科歲科不可合辦, 特科無年限, “或十年一舉, 或二十年一舉, 候旨舉行, 不爲常例 。3光緒允准總理衙門所議, 責令各省督撫學政, 務將新增算學、藝學各學院學堂, 切實經理, 隨時督飭院長教習, 認真訓迪, 精益求精 。該生監等亦當思經濟一科, 與制藝取士並重, 爭自濯磨, 力圖上進。這些改革科舉的舉措, 儘管因百日維新的失敗而廢止, 但隨着庚子之亂後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 人們呼籲已久的科舉制度改革再次啓動並開始付諸實施。1901年初, 慈禧太后發佈實行新政的諭旨, 張之洞等人上奏《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爲先折》, 提出了酌改文科建議, 減少了四書五經的比重, 逐年減少科舉取士名額, 擴大學堂學生出身名額, 將科舉和學堂合流, 以十年爲期廢除科舉制  。清廷接受該建議併發布詔書, 規定嗣後鄉會試, 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 五經義一篇”;並指出, 凡四書五經義一律不準用八股文 。1904年初, 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重新修訂學堂章程時再度聯名上奏, 要求遞減科舉和推廣學校。19058, 袁世凱會同張之洞等人上奏, 主張爲推廣學堂必須停止科舉:“就目前而論, 縱使科舉立停, 學堂遍設, 亦必需十數年之後, 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 學堂有遷延之勢, 人才非急切可求, 又必須二十餘年後, 始得多士之用 。復雲:“故欲補救時艱, 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 必先自停科舉始。”4

                                                                   

                                                                  19059, 清廷接受袁世凱等人的奏請, 正式下令停止科舉考試:“方今時局多艱, 儲才爲急。朝廷以近日科舉每習空文, 屢降明詔, 飭令各省督撫, 廣設學堂, 將俾全國之人, 鹹趨實學, 以備任使, 用意至爲深厚  。前因管學大臣等議奏, 已准將鄉、會試中額分三科遞減。茲據該督等奏稱:科舉不停, 民間相率觀望, 欲推廣學堂, 必先停科舉等語, 所陳不爲無見。著即自丙午科 (1906) 爲始, 所有鄉、會試, 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 亦即停止。其以前舉、貢、生員, 分別量予出路, 及其餘各條, 均照所請辦理 。”5至此, 延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廢止。

                                                                   

                                                                  科舉制度是制度化儒學的核心組成部分。科舉制度的廢除, 切斷了儒學與政治權力的聯繫, 動搖了儒學傳播的制度根基, 中斷了中國長期延續的仕學合一傳統, 傳統讀書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失去了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有效通道 。清廷規定:“科舉既議停減, 舊日舉貢生員年在三十歲以下者, 皆可令入學堂之簡易科。”6各省數萬舉貢、數十萬生員不得不另謀出路, 紛紛流向與社會分工相聯的各種社會新職業, 與朝廷的關係越來越疏離, 逐漸遊離於朝廷政治和思想控制之外。

                                                                   

                                                                  這些獲得社會新職業的新士紳, 不得不接受與傳統讀書人完全不同的西學新知, 其知識結構及其理念悄然發生着變化 。過去官學和書院中八股經義之類的教學科目, 變爲近代學校中諸多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課程  。如果說科舉時代的書院課程以四書五經爲主的話, 那麼, 科舉廢止後的新式學堂則以西方新學爲主。以傳播近代新知爲主的近代學校制度, 並沒有給予儒學多麼崇高的地位  。儒學熏習的傳統士紳階層迅速瓦解, 儒學賴以傳承的載體隨之逐漸喪失, 朝廷賴以維繫的社會基礎也相應削弱了 。擁有西學新知的知識人階層, 在清末民初迅速興起。

                                                                   

                                                                  廢除科舉制度後通過新式學堂培養出的人才, 是與傳統讀書人根本不同的近代新式知識人, 這些新式知識人構成了新的知識階層。他們不再是儒學的承擔者和承載者, 更失去了傳統士人聞道、求道與衛道的使命 。因此, 新式學堂的興辦及科舉制度的廢除, 必然從根本上動搖儒學的社會根基, 不可避免地導致以儒學爲代表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衰落。

                                                                   

                                                                  科舉制度廢止之後, 清政府爲了維護儒學作爲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 仍然特別強調尊崇經學並極力維護儒學獨尊地位, 力圖從制度設計上強化對新知識階層的思想控制。《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規定:“今學堂奏定章程, 首以經學根柢爲重。”1906, 清學部頒佈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 宣稱孔子不僅是中國萬世不祧之宗”, 而且是五洲生民共仰之聖 。學部還奏請祭孔由中祀升爲大祀, 慈禧太后批准:“孔子至聖, 德配天地, 萬世師表, 宜升爲大祀, 以昭隆重 。規定學校在春秋入學及孔誕日應祀孔” 。這些措施, 旨在謀求在教育制度改革中維持儒學的官方意識形態獨尊地位, 維持中國傳統的社會倫理秩序和孔子的倫理權威  。

                                                                   

                                                                  然而, 儒學獨尊地位動搖的情景並未因此改變。張之洞指出:“近數年來, 各省學堂建設日多, 風氣囂張日甚 。大率以不守聖教禮法爲通才, 以不遵朝廷制度爲志士。即冠服一端, 不論文武各學, 皆仿效西式, 短衣皮鞋, 揚揚自詡……至於學堂以內, 多藏非聖無法之書, 公然演說, 於讀經講經功課鐘點, 擅自刪減。以及剪髮膠須諸弊層出, 實爲隱憂 。”7科舉制度廢止之後, 儒家經典在新學制中難以找到合適的地位, 張之洞等人設計的大學經學科受到人們的譏諷和猛烈抨擊, 儒家綱常倫理賴以生存的制度依託發生根本動搖, 儒學衰亡遂成歷史必然。陳寅恪論儒家倫理觀念在近代的變遷時指出:“近數十年來, 自道光之季, 迄乎今日, 社會經濟之制度, 以外族之侵迫, 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 無所憑依, 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 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  。”8

                                                                   

                                                                  儒學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制度之“皮”已經發生“劇疾之變遷”而不復存在, 遂使主綱紀之說的儒學之無所憑依, 儒學的銷沉淪喪便成爲必然。制度化儒學隨着科舉制度的廢止而解體後, 作爲意識形態的儒學成了無所依託的遊靈”, 其獨尊地位的動搖及徹底崩潰便是遲早的事情 。伴隨着儒學的衰落, 儒學熏習下的傳統士紳階層加速向新知識階層轉化, 清政府統治的社會根基動搖了 。

                                                                   

                                                                  新知識階層的興起

                                                                   

                                                                  科舉制度廢止後, 一個迥異於傳統讀書人的新知識階層迅速興起, 改變了清末民初的社會結構。近代中國的新知識階層的出現並不始於科舉廢止之時, 但科舉制度的廢止無疑加速了這個新知識階層的崛起。

                                                                   

                                                                  傳統讀書人轉變爲近代新式知識人, 是由於晚清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化使然。近代知識人的出現, 是在晚清西學東漸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的 。西學東漸的結果, 導致了晚清士人知識結構的變化及新知識階層的產生 。近代知識人賴於兩種渠道產生:一是從傳統讀書人 (士紳) 接受近代西學新知後蛻變而來;二是從新式學堂學生接受西學新知培養而出。

                                                                   

                                                                  19世紀60年代起, 在洋務運動過程中創辦了許多新式近代學堂, 逐漸產生了一些新的知識人 。洋務新政伊始, 就與新學人才的培養密切相關, 1862年到1904年間約有幾十個新式學堂建立, 其中僅外語及西學堂約15, 軍事等專業學堂約30個 。這些旨在培養新式人才的各類新學機構, 突破了中國舊學規制和教育內容, 開始按照近代社會分工和學科分類的特徵設置教學內容 。新學人才也由此逐步脫離了學而優則仕的封閉式社會流動軌道, 主要以其技能和專業知識背景進入社會 。據統計, 京師同文館的學生流向, “有加入電報局, 或任製造局、船政局、軍事學校之要職的”;而北京、上海、廣州同文館122名畢業生中, 22人從事教育、醫學、農工商等業, 13% 。9到清末新學體制形成後, 新學的知識結構及其學科分類覆蓋已經比較全面, 科學技術專業的新學人才明顯增多。清末127所高等專門學校中, 理工農醫類學校共23, 學生達2195, 佔全部專科學生總數的9.2%。據1915年統計, 94所專科學校中有工農醫類學校29, 學生4763, 佔全部學生總數的19.8% 。10

                                                                   

                                                                  新型傳播媒介的變革, 爲近代知識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報刊與近代出版業爲讀書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 固定的薪金與稿費制度幫助他們成爲報人或獨立撰稿人 。近代的都市化造就大批市民, 他們有穩定的收入, 固定的閒暇, 構成了文化市場, 促進了新聞出版業的發展 。”11晚清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報刊、出版機構, 需要聘請中國學者合作 。這些合作者遂成爲中國最早一批新式知識人。他們與傳統讀書人有着較大區別:靠出賣知識獲取生活資料, 有着固定收入和相對穩定的生活 。

                                                                   

                                                                  傳統讀書人的社會功能是爲社會提供規範, 近代知識人則爲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工化、專業化決定, 擔負着不同的職業功能 。他們開始遠離政治, 致力於本專業的知識生產 (學術澳门皇冠) 和知識傳播 (教書育人) , 爲社會輸送人才。這樣的社會職業, 遂使其與政治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不復爲社會的中心而日趨邊緣化”, 也迫使他們不得不爲生計而謀劃。近代知識之多樣性造成了社會職業之多樣化。故近代知識人在追求學術獨立之同時, 亦將大學教授、專家及編輯等作爲稻粱謀的職業, 追求其經濟上之利益 。

                                                                   

                                                                  晚清西學的輸入, 導致了士人知識結構的變化;士人知識結構的變化, 導致了士紳職業選擇的變動 。傳統士紳開始向新職業流動, 成爲近代新社會結構中的知識人。從傳統士紳向新社會職業的流動狀況中, 約略可窺近代新知識階層形成的歷史軌跡 。傳統士人的職業選擇, 多爲入仕 。傳統士紳中蛻化而來的新知識人, 其流向由入仕逐漸轉向商人、企業家、教師、編輯等社會職業 。晚清新興的”“”“”“等職業, 成爲初具西方新知的紳士的選擇目標 。近代紳士被日趨細化的新職業所吸納並趨於分化 。20世紀初期, 社會新職業獲得較快發展。紳士多捨棄“功名”的虛飾而謀自由職業之實事, 各種新式學堂之教職、報刊學會事業之編輯, 多爲紳士獲取。在1904年設立的三江師範學堂, 有傳統紳士50餘人, 分授修身、歷史、倫理學、算學、體育各科。1902, 湖北巡撫端方奏保獎勵的湖北教習, 多爲紳士出身的新學堂教師 。

                                                                   

                                                                  清政府決定廢除科舉制度對傳統讀書人向新知識人轉變的影響巨大 。科舉制度的廢止中斷了長期延續的“仕學合一”傳統, 導致了傳統四民社會解體, 傳統讀書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逐漸轉化爲近代知識人 。企業、公司、商務、學堂、報館、學會、諮議局等新興社會職業, 爲轉變中的士紳們提供了容身之所。新式學堂將有功名的紳士作爲重要接納對象 。時人稱:“青年學生, 不管是進入中學, 或者是進入高等專門學堂;不管是進入文學堂, 或者是進入武學堂;不管是在文明界中參加報館、學會、圖書館、教育會或其他團體;不管是在軍隊方面到新軍中應徵入伍, 或者是進陸軍小學, 進陸軍測繪學堂等等, 沒有一個人不受革命潮流的衝擊。”121905年至1909年時, 全國已有農業、商業、理工等專業學校16, 學生1881;實業學校254, 學生16649人。至1909, 全國共有2651名工商類畢業生, 多數對口供職 。民初, 各級各類專業門專科學校達30多所, 每年在校學生約6000人左右;實業學校500多所, 每年在校學生約30000左右。13

                                                                   

                                                                  近代新式知識人, 更多的是從新式學堂中培養出來的。即便是傳統士紳向近代新知識人轉化過程中, 新式學堂也是不可或缺的過渡機構。獲得社會新職業的士紳, 尤其是大批進入新式學堂的士紳, 不得不接受與傳統讀書人完全不同的西學新知。過去八股經義之類的教學科目, 變爲近代學校中諸多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課程。

                                                                   

                                                                  如果說科舉時代的書院課程是以“四書五經”爲主的話, 科舉廢止後的新式學堂則以西方新學爲主。關於晚清學堂學生知識結構的變化, 臺灣學者張朋園根據陳啓天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 將小學、中學、師範三類學校在清季及民國兩階段相互比較後認爲:第一, 清季新式學堂設立之初, 無論小學、中學或師範學校, 惟恐一旦納入新式課程, 學子盡棄傳統知識, 因此讀經課程仍佔相當比重。尤其是高小及師範學校特別重視讀經 。第二, 到了民國時期, 讀經的課程顯然減少了  。清季佔27.1%, 民國僅得8.4%, 下降的趨勢非常明顯。政府明令廢止讀經後, 傳統知識的課程更爲減少  。14第三, 新式課程, 數理化三者, 小學僅授算術, 中學則授代數幾何、三角及理化, 另有博物及外國史地 。清季佔38.2%, 民國佔34.9%, 兩時期相差雖然不大, 但在全部課程中, 比重已超過三分之一。第四, 讀經的課程在高小較重, 而新式課程則在中學及師範學校較重。15故得出結論:“由新式學堂的興起而知有新知識的興起, 由新知識的興起而知有知識階級的蛻變。中國的傳統社會由知識階級與非知識階級所組成, 前者領導後者。自科舉考試之廢除, 舊的紳士階級不再有繼起者, 新式學堂的興起, 知識階級的內涵亦爲之一變。”16

                                                                   

                                                                  科舉制度的廢棄和新式學堂的興建, 逐漸形成了一個追求西學的新知識羣體, 出現了西學新知取代傳統舊學的趨勢。據1910年的《四川教育官報》載:“近日辦學官紳亦知舊學關係緊要, 無如學堂門類實繁, 晷刻有限, 既不能肄力以稽古, 自無由取精而用宏, 且各種學科多用譯本, 學子操觚率爾非特據新詞競相仿較 。”17正因學堂學生的知識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故有人嘆曰:“學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書五經, 然大概多視爲具文。蓋辦學之人既多尚新異, 而教科太形糅雜, 勢亦相妨 。上年在裏, 十齡外幼童入學堂已四五年, 尚未讀四書五經者, 可爲嘆息  。”18地方鄉紳劉大鵬發出了學堂所學皆洋夷之學, 孔孟之學俱棄之而不一講求的抱怨 。19這些或從傳統士紳轉化或從新式學堂中培養出來的新式知識人, 在知識結構、理念上均發生了根本變化。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那樣:“他們已非知識與社會價值的壟斷與獨佔者;他們不再與政治權力必然地連在一起;他們不再是一個明顯的身份的知識的集團;他們不再是社會金字塔頂層上的人;他們不再是一個排他性的特權階級。”20這個新知識階層不是一個以權力、身份爲基礎的階層, 而是一個以知識、成就爲基礎的階層”21。

                                                                   

                                                                  新知識階層的期望與失望

                                                                   

                                                                  科舉制廢除後, 爲了籠絡新式學堂培養出來的新知識階層, 將其納入朝廷的控制體制中, 清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採取了學堂與仕進混合掄才與育才並一的做法, 實行學堂獎勵出身制, 將傳統科舉制的掄才制度與近代學堂的育才制度簡單地進行嫁接, 旨在延續傳統科舉制度的學而優則仕”, 將新式知識階層包容到體制之內加以掌控  。22而學堂獎勵出身制度的被迫停止, 意味着清政府在後科舉時代籠絡新式知識階層的失效。

                                                                   

                                                                  晚清新出現的新知識階層對清政府的態度, 經歷了對朝廷寄予希望、遊離觀望、失望乃至絕望的變化過程。清季每次政治變革的挫折, 都會導致新知識羣體的分化, 都會促使部分有識之士放棄對朝廷的幻想, 促使他們最後變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隨着科舉制度的廢除和新式學堂的興辦, 新知識階層迅速興起併成爲有較大政治影響的社會力量, 改變了清末民初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 。此時新知識階層包括的三股勢力對清政府有不同的態度:以孫中山爲代表的激進分子走向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對清政府的新政着力於揭露和批判;以康梁爲代表的維新派雖對清政府的新政抱有很大希望, 但卻被清政府排斥於新政之外, 故也對新政進行抨擊。這樣, 清政府實施新政所能依靠的社會力量, 只能是體制內的傾向改革的開明官僚、士紳及迅速興起的對朝廷不謀而合抱有希望的部分新知識階層 。

                                                                   

                                                                  清政府旨在通過學堂獎勵出身制、官制改革, 將部分新知識階層吸納進朝廷掌控的體制之內。而進入像省諮議局這種並無多少實權的機構的立憲派知識羣體, 仍然處於政治權力的邊緣, 並沒有多少實權。作爲清末立憲派的中堅力量, 他們對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舉措抱着極大的期望, 對預備立憲一度有着很高的期望值, 希望通過政治變革改善自己的政治處境, 獲得更多的參政機會  。所以, 以新知識階層爲骨幹和中堅的立憲派, 真誠地推動清政府加快立憲步驟, 併爲之積極呼號。

                                                                   

                                                                  在清政府宣佈“仿行立憲”以後, 國內外的立憲派立即活躍起來 。他們紛紛組織成立代表新式知識階層利益的政治團體, 其中著名的立憲政治團體有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憲政講習會等 。然而, 由於清政府沒有宣佈實行立憲的時間, 更由於官制改革出現了滿人集權的趨勢, 他們對清政府的仿行立憲做法明顯地表達了失望之情 。

                                                                   

                                                                  在立憲派看來, 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方案, 實際上是欺騙人民的緩兵之計, 它的目的不是實行憲政體制, 而是以空頭支票的方式給人民以虛幻的希望。立憲派要求實行君主立憲, 召開國會, 是要限制君權, 參與並分享政權。他們不滿足於仿行立憲給人民以虛幻的希望, 決心用自己的行動去爭取。於是, 憲政講習會首先發起了面向清政府的國會請願運動。他們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一份要求速開國會的請願書, 並且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這一行動得到全國各地響應, 各省還派出代表進京請願, 一時聲勢很大。

                                                                   

                                                                  在這種意外的政治壓力下, 清政府於19087月批准並公佈了《資政院章程》和《諮議局章程》, 同意在中央設立資政院, 以作議院基礎;在各省設立諮議局, 要求諮議局在一年內設齊, 資政院在1910年開會 。827, 清政府又頒佈《欽定憲法大綱》, 覈准了憲政編查館擬定的九年爲期, 逐年籌備憲政, 期滿召開國會的方案。但立憲派對清政府九年立憲的承諾並不滿意, 期望越快越好, 因此發起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國會請願運動。190911, 16個省的諮議局代表雲集北京, 舉行請願國會代表團談話會 。次年116, “請願國會代表團向都察院遞交請願書, 要求清政府期以一年之內”“速開國會”, 以定治本大計 。清政府的上諭斷然拒絕了請願代表的要求, 堅持照原定九年的期限, 循次籌備立憲事宜。

                                                                   

                                                                  清政府的頑固態度, 進一步激起立憲派的反感, 他們迅即組織第二次請願活動, 並向都察院遞交了第二份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的請願書, 警告清政府早開國會, 不要搞政治敷衍。立憲派的第二份請願書依然沒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應。清廷的做法, 使原本與清政府密切合作的立憲派大失所望, 其離心離德的傾向越來越嚴重。梁啓超指出:“國民所以哀號迫切再三籲訴者, 徒以現今政治組織循而不改, 不及五年, 國必大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集國會, 爲將來歷史上所必無之事也。”23815, 請願國會代表團召開評議會, 議決再向清政府請願 。面對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 清政府最高決策層接受督撫們的建議, 遂於114日發出上諭, 宣佈預備立憲的期限由原定的九年縮短爲五年。清政府的這一政治決策, 雖然是被迫的, 但還是對國內日益高漲的立憲運動的善意回應 。立憲派仍不滿意。清政府的政治決策, 畢竟是對先前九年立憲的讓步, 這一讓步, 在某種程度上更激勵各立憲團體的政治激情 。在清政府宣佈該決定之後, 東三省的代表再次到京師遞請願書, 要求清政府明年召開國會。

                                                                   

                                                                  對於這種兩難的政治處境, 清政府沒有再猶豫 。它命令軍警將東北請願代表押解回境, 同時諭令有關督撫, 對學生滋事予以彈壓, 從而, 堅決地拒絕了再次縮短立憲年限的要求。國會請願運動成了極有效的政治動員, 朝廷雖然被迫縮短了預備立憲的年限, 依靠政治強力壓制了激進的請願代表, 但清政權的合法性已經在數次的請願運動中消耗殆盡, 陷入了極端孤立的狀態  。

                                                                   

                                                                  清政府加緊權力的集中與控制, 將國家政治的主導權進一步集中在滿洲貴族尤其是皇族的手中。19115, 清政府宣佈實行責任內閣, 仿日本、德國體制, 總理大臣只對君主負責, 不對議會負責;議會雖有彈劾之權, 卻不能干涉內閣大臣的升貶。清政府任命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 在這13人的內閣中, 皇族成員爲責任內閣的基本構成, 其中, 皇族佔7, 另有滿族2, 而漢族僅有4人。這就是所謂的皇族內閣。皇族內閣的名單一經宣佈, 即舉國譁然 。原先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立憲派除了失望, 就是憤恨。他們雖然還繼續通過正常的渠道向清政府表示他們的不滿, 但實際上已經開始與清政府離心離德, 甚或有一部分人逐步轉向支持革命, 或已經變成了革命者 。外受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的猛烈進攻, 內又失去了立憲派知識羣體的強力支持, 大清王朝距離自己的滅亡已經不遠了。

                                                                   

                                                                  從表面上看, 以立憲派爲代表的新知識階層是因國會運動、皇族內閣問題而與清政府離心離德、分道揚鑣的, 但實際上兩者的分離有着更深層的原因。新政所推行的種種變革措施, 無論是編練新軍、獎勵實業、廢除科舉制還是政治體制的有限改革與法制改革, 都必然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的社會與政治整合機制, 但推動這一變革的清政府卻無力以一種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來吸附和制衡舊體制瓦解後大量出現的疏離分子和新型人才, 其結果只能導致嚴重的社會失序和社會整合危機。一方面, 科舉制既是維繫朝廷與社會精英關係的重要紐帶, 與成千上萬的士人舉子性命相依”, 當科舉制作爲現代化的梗阻被廢除後, 清王朝不僅陡然失去原有的社會支持基礎, 中斷了與士紳階層的聯繫, 在原來以舉業爲生活目標的士子中, 離心傾向越來越強烈, 反叛情緒普遍醞釀 。另一方面, 清政府因人才之貧而廣爲創辦新式學堂與多派士人出洋留學”, 迅速催生了新知識階層的崛起, 但僵化腐敗的政治體制和陳舊儒學爲正統的意識形態, 全然無法吸引和整合這個新式知識階層, 無法有效地將其吸納進朝廷的官僚體制之中 。即便有少數新式知識人被吸納進清政府的體制之內, 也多處於政治權力的邊緣, 沒有掌握多少實權, 根本不能滿足其參與政治的訴求 。

                                                                   

                                                                  爲什麼清政府不能有效地吸引和整合這個新式知識階層呢?這是因爲清末新政是由一批曾仇視改革或與改革爲敵的人物完成的一場帶有革命內容的改革, 政治立場及政治利益決定了他們難以真正容納新知識階層 。從新政的計劃來說, 無疑是保守的, 其保守性最典型地體現在:新政的主持者和舉辦者多爲曾經反對過變法的舊官吏 。清末立新制而不易舊人, 由曾與改革爲敵的人物來推行新政, 不僅沖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 而且限制了新政的歷史展開。新的制度必須有新的價值觀念、思想和行爲模式與之相適應, 否則絕不可能賦予新制度以真正的生命力, 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性結局也就不可避免 。就當時的新政來說, 直接參與其事的樞臣疆吏有奕劻、載澤、戴鴻慈、袁世凱、端方、榮慶、鐵良、載灃、紹昌等。這批人中凡有立憲傾向的, 大多隻是言官而沒有實權, 其餘絕大多數僅有王朝自救意識而無變革意識, 既無實施憲政的誠意又缺乏推行憲政的能力。掌握新政實權的這些舊派官吏, 很難吸納和重用以立憲派爲代表的新知識羣體。

                                                                   

                                                                  清末新政的計劃雖然是保守的, 但其內容卻是激進的, 具有革命性的變革意義。新政的推行, 必然會碰到來自保守的既得利益方面的頑強阻力, 侵害到一大批清政府官吏的既得利益。這種觸動清政府內部既得利益的結局, 必然導致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權力的再組合, 而這種權力的再組合, 必然導致清政府內部矛盾的激化和衝突, 使清政府上上下下處於劇烈的動盪之中, 根本動搖了清政府賴以生存的統治基礎 。立憲派知識羣體自然期望在立憲改革中獲得更多的權利, 進而改變自己的政治命運, 但官制改革的失敗和皇族內閣的出臺打破了這種幻想。

                                                                   

                                                                  不僅如此, 這些新知識羣體的出現, 還導致國內關於政治變革的要求越來越高, 願望也越來越強烈。當清政府無法滿足這些日益激進的要求時, 以立憲派爲代表的新式知識羣體轉而向相反方向轉化。清政府在官制改革上的保守和決定將預備立憲的時間定爲9年的舉動, 無法令他們滿意, 尤其是新成立的責任內閣中滿人和皇族佔絕對優勢的事實, 不能不令立憲派對清政府預備立憲的真誠表示懷疑   。而一次次立憲運動被清政府鎮壓的事實, 更激化了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與衝突 。正是由於新政的這種保守性, 使清政府失去了包括立憲派在內的社會一般民衆的同情和支持 。

                                                                   

                                                                  清政府曾把推行新政當作永固皇基、熄滅革命火焰的靈丹妙藥, 但歷史偏偏捉弄了欺騙歷史的清政府 。以新政挽救王朝危亡的動機, 換來了推翻王朝以實現改革的結果, 歷史十分弔詭 。清政府廢除科舉及興辦新式學堂, 是想造就尊崇孔教, 愛戴大清國的人, 但無論是在國內新式學堂中還是在留學生中, 清政府並沒有獲得多少爲己所用的人才, 反而造就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歷史就是這樣的冷酷無情, 歷史就是這樣喜歡作弄人。

                                                                   

                                                                  註釋

                                                                   

                                                                  1 《舊唐書·薛登傳》, 中華書局1975年版。

                                                                   

                                                                  2 林樂知:《中西關係略論》, 光緒二年 (1876) 刊印本, 27頁 。

                                                                   

                                                                  3 《總理衙門、禮部會奏遵議貴州學政嚴修請設經濟特科疏》,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 (上冊) ,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76頁 。

                                                                   

                                                                  4 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請廢科舉折》, 沈桐生:《光緒政要》卷三一, 宣統元年上海崇義堂石印本, 57~59頁。

                                                                   

                                                                  5 《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 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6 《管學大臣等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 《東方雜誌》第1年第1, 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

                                                                   

                                                                  7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 中華書局1958年版, 5676頁。

                                                                   

                                                                  8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 《陳寅恪詩集》,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0~11頁。

                                                                   

                                                                  9 朱有瓛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上冊)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79~302頁。

                                                                   

                                                                  10 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丙編 (開明書店1934年版) “教育概況144~146頁統計表計算 。

                                                                   

                                                                  11 袁進:《從士大夫到近代作家》, 《解放日報》2004815日。

                                                                   

                                                                  12 高一涵:《辛亥革命前後安徽青年學生思想轉變的概況》, 《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 中華書局1963年版, 433頁  。

                                                                   

                                                                  13 參見王先明《近代新學與社會文明轉型的幾點思考》, 《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14 陳啓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 (臺北) 文星書店1962年影印本, 304頁 。

                                                                   

                                                                  15 (16) 張朋園:《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 嶽麓書社2002年版, 368380頁 。

                                                                   

                                                                  16 轉引自何一民《轉型時期的社會新羣體》,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45頁 。

                                                                   

                                                                  17 《候選道許珏陳學務折》, 光緒三十年六月, 載《四川學務處文件彙編》, 成都探源印刷公社1908年印  。

                                                                   

                                                                  1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9頁。

                                                                   

                                                                  19 (21)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 (臺灣) 言心出版社1977年版, 74~7575頁。

                                                                   

                                                                  20 參見拙文《論清季學堂獎勵出身制》, 澳门皇冠澳门皇冠2008年第4期。

                                                                   

                                                                  21 《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 《國風報》1910, 17號。

                                                                   

                                                                   



                                                                  上一篇:馮琳:暗戰——中美會談背後的臺美交涉(1955.8—1956.1) 下一篇:於化民: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緣起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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