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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檢秋:清代漢學家的學術精神片論

                                                                  作者:澳门皇冠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18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03日

                                                                  摘要:清代漢學是傳統學術的高峯,源遠流長 。不僅其學術規範影響深遠,而且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 。在目前相關澳门皇冠中  ,人們對漢學精神的認識大體侷限於“實事求是”,而對許多漢學家淡泊利祿、鍥而不捨、和而不同的學術精神鮮有論及。本文略述要旨,以期進一步探析、認識清代漢學的底蘊 ,這或許對後世學術風尚和繁榮亦不無啓示 。

                                                                   

                                                                  關鍵詞:清代漢學家 ;學術精神 ;淡泊利祿;和而不同  ;治學韌性       

                                                                   

                                                                  清代漢學彙集衆流 ,爲傳統學術的高峯  ,至晚清雖受經世思潮和西學浸染  ,仍不失生機。清代漢學家勤於著述,許多精深的經、史、諸子學論著前無古人 ,後少來者 ,至今都是不能忽視的學術資源 ,但其政治地位歷經坎坷。清前期,朝廷標榜以理學治國,逐漸興起的漢學只是民間學術。其開創者或如顧炎武自居遺民 ,或者如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等人以布衣終老,甚至如臧琳等人死而無聞 。這與當時理學名臣繼起 ,甚至死後從祀孔廟的榮耀形同天壤  。乾隆年間,朝廷崇尚經學 ,漢學地位迅速提升,出現了畢沅、王引之、阮元等漢學官員。但絕大多數漢學家並無一官半職 ,如惠棟、江聲、餘蕭客、沈彤、江永、汪中、焦循、臧庸等人久困場屋 ,甘居林下。許多家境貧寒者,晚年只能以遊幕、授徒爲生 ,甚至貧病交加  ,齎志而終 。晚清以降,理學經世派迅速崛起 ,漢學仍有餘暉,而政治地位再度邊緣化。

                                                                   

                                                                  顯然,清代漢學的繁榮 ,根本上不在於政治地位。漢學的魅力和成就,是與學者的治學精神分不開的。嘉道校勘學家顧廣圻曾區分漢學、宋學和俗學:“予嘗反覆尋求,閱歷數十年而後得,請以三言蔽之曰:漢學者,正心誠意而讀書者是也;宋學者,正心誠意而往往不讀書者是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尚讀書者是也 。”[1]他所分未必恰當,卻提示了漢學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的傳統 。

                                                                   

                                                                  乾嘉漢學家如錢大昕、汪中、阮元、凌廷堪等人的文集、書札均楬櫫“實事求是”旗幟。道鹹以降 ,學術潮流因時而變,“實事求是”仍然是漢學家的基本理念。比如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凡例》表明:“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 。”[2]端木國瑚也說:注經只求其是 ,以心安理足爲要。”[3] 清代漢學家將實事求是精神發揮到極致,後世闡發其旨的論著不勝枚舉 ,毋須贅述。但如果對漢學精神的瞭解僅囿於此,則不能完全領悟其尊德性”“道問學並重的豐富蘊含 。清代漢學家在皓首窮經的歲月中,還形成了一些獨具魅力的學術精神 。它們與實事求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這些多未引起澳门皇冠者注意,本文略述要旨。

                                                                   

                                                                  置重學術  淡泊利祿

                                                                   

                                                                  相對於佛、道二教,儒傢俱有鮮明的入世傾向。在專制主義的鉗制下 ,科舉成就與儒學修養不能完全等同。士大夫的人格多被仕途扭曲、異化 ,許多人不講修身立品 ,學問也只是謀取利祿之資 。不少人迷戀仕途 ,期望以此光宗耀祖 。但儒學的精神傳統並沒有完全斷裂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4]董仲舒則雲:夫仁人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他還以此描述孔門弟子之行 。[5]這類理念在清代仍然薪火不絕,影響深遠。

                                                                   

                                                                  清廷入主中原後 ,廣大士人在精神上沒有完全臣服 。有清一代 ,滿族很大程度上漢化了  ,而滿、漢之間的民族隔閡始終存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劇長期留在清初士民的記憶中  ,接踵而至的文字獄更是讓讀書人生活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江南士人對政治的恐懼增強了遠離官場的取向。與此同時 ,清代漢學在興起之初 ,一直是有別於廟堂理學的民間學術 ,其“治平天下”的文化功能隱而不顯 ,故不爲統治者青睞,也不能像理學那樣迅速官學化 。這既使得許多漢學家遠離權利中心  ,淡化經世致用 ,而又在較大程度上傳承了儒學重義輕利的精神傳統 。

                                                                   

                                                                  清代漢學家雖然有人在“尊德性”方面仍有欠缺,甚至不無利祿之心 ,但絕大多數人“明其道不計其功”,一生守望學術淨土。清中期沈彤、餘蕭客、臧琳等人潛心學術、布衣終生 ,卻是建立漢學的基石。一些人遊移於仕、學之間 ,而價值重心仍在學問 。錢大昕早年入仕,曾得乾隆帝賞賜,“將大用,而先生淡於榮利 ,以識分知足爲懷  。慕邴曼容之爲人 ,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裏後,即引疾不出”[6]。他40歲以後專注於著述、講學,時人爲之惋惜。而他認爲 ,做官不如著述 ,唐代隴西、趙郡位居宰相者數十人,然而太白、義山未登膴仕,至今婦孺皆能誦其姓字,視身都將相而無所表見者,所得孰多?故知名位之有盡 ,不若文章之無窮,昔人所以揅精覃思 ,兀兀窮年而不悔也”[7]  。這是錢大昕的人生感悟,也踐履於行動之中。歷代許多人入仕之後,荒廢學業 ,專攻心術,甚至連官場文書都委之吏屬 ,敗壞了仕風 。故錢大昕強調士大夫的學術素養,並以史爲鑑:士大夫不可以無學 。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 ;數典亡祖 ,籍父所以無後 。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遊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 。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 ,安用毛錐?乾佑所以失國也 。蔡京禁人讀史 ,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8]他認爲,處理好仕、學關係不僅影響個人成就 ,而且關係國家安危。錢氏成爲一代儒宗,學傳久遠 ,與其淡薄利祿、置重學術的志向無疑密切相關  。

                                                                   

                                                                  一些漢學家像錢大昕一樣,明智地抉擇於仕、學之間 。乾隆十四年,清廷令各地督撫保薦經學人才 。惠棟被兩江總督薦舉 ,因故未能赴京 。又有朝官薦舉戴震之師江永,而江氏“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  ,所與遊皆無在者 ,愈益感愴,乃辭謝”。他致函戴震表示“馳逐名場,非素心” 。“卒不能強起”[9]。金榜高中狀元,授職後即告歸 ,沉潛於《三禮》之學,晚年臥病而著述不輟,終爲禮學名家。

                                                                   

                                                                  王念孫久值諫垣 ,任御史已滿四年後,例當出任知府。爲了潛心學術 ,他請辭更利仕途的外任,仍供京職 ,後來長期屈居六品 。任大椿與王念孫志趣相同,而機遇不濟 。他少以文章名,自少至壯  ,起居食息、舟車道路無一時不究心典籍,精研考據 。乾隆三十四年成二甲第一名進士。按例當改庶吉士 ,卻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該司工作繁重 ,無暇學問 。他求座師朱筠設法移司閒曹 ,以便竭半日一夜之力讀書,於是十年守官,仍可大半讀書。朱筠說:“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 ,亦豈有意求清冷耶 ?”大椿唯唯以退 。[10]每日自官署歸  ,輒閉門讀書,如諸生時,不以仕廢學。類似學者還有凌廷堪  ,成進士後 ,例選知縣,而心向學術的他自請改爲教職,曰:“必如此 ,吾乃可養母治經。”遂選寧國府學教授,“孝悌安貧,謹身節用  ,畢力著述”,著《禮經釋例》等書  。[11]受錢大昕學術薰陶的錢坫也在成進士後,請求由知縣改爲江寧府學教授 ,以便從事撰述  。

                                                                   

                                                                  有的學者疏離仕途也體現了對精神自由的追求 。汪中早年曾赴科考,30歲以後絕意仕途。被謝墉選爲拔貢後,卻不赴朝考。汪中的才學深得朱筠、朱珪兄弟賞識。乾隆五十年 ,朱珪主江南鄉試 ,放言必得汪中爲選首。但他未應試 ,曾致書孫星衍表明心跡: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榮親則爲實際 。某每聞人致語雲:一舉登科日 ,泊然無所動心也。繼雲:雙親未老時,則聞而瞿然 。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學術觀其會通,行業歸於平實 ,是所望也 。”[12]一天 ,汪中過訪焦循居所,感嘆湖光山色都娛目,請焦循作對爲楹帖,焦循遂聯以和璧隋珠勿動心”。這副聯語其實表明二人心向學術、不圖利祿的精神默契  。汪、焦“行業歸於平實”,既考慮了自身特長 ,又是嚮往自由精神 。他們學思深厚,卻不能迎逢官場習氣 ,即使勉強入仕  ,未必能坦途如意  。清代成進士者數以萬計  ,而像汪、焦那樣的學術巨匠則寥寥可數。

                                                                   

                                                                  一些學者比汪中、焦循的科舉順利,仕宦生涯也有聲有色 ,但有的學者型官員人在仕途 ,而心繫學術。洪亮吉致信孫星衍:“至吾輩艱窘之況 ,亦須稍受之 ,況既以出門 ,自當委運,日讀書數卷無苦也。惟上則縈心堂上,次則繫念故人  ,尚勞勞耳!”[13]洪、孫二人入仕而不廢學,一有機會便投身於學術事業 ,潛心學問。他們晚年專注學術後 ,成就卓著  。在清代漢學家中,這類情形並不少見。

                                                                   

                                                                  清代漢學家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曾給後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太炎針對清末士風雲:“曩者凌曙賣香 ,汪紱陶瓦 ,戴震裨販,汪中傭書 ,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 ,及其學術有造 ,往往陵厲前哲 ,脩名爛然 。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14]梁啓超也讚揚清代學者的人格爲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  。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若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 ,必賴有此等人  。”[15]清末民初,章、樑已不能爲學問而學問,卻崇尚漢學家的精神風骨,多少帶有文化託命的憂思 。他們鍼砭世風,也爲後人瞭解、闡釋漢學精神提供了線索 。

                                                                   

                                                                  刻苦治學  鍥而不捨

                                                                   

                                                                  中國學術代有演進 ,各顯優長 。漢賦、唐詩流芳百世,宋、明理學高明深邃。但就治學之勤奮而言 ,則清代漢學家可謂首屈一指  。清代漢學名家輩出  ,著述累累 ,卻並非天才濟濟。其中不少學者天資平常,少無才華。比如,閻若璩“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 。年十五 ,冬夜讀書 ,寒甚,漏四下 ,堅坐沉思,心忽開 ,自是穎悟絕人” 。“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 ,必得其解乃已” 。[16]正是窮究疑義的韌性 ,使閻若璩的辨僞澳门皇冠成績斐然 ,成爲漢學興起的重要環節。章學誠自述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  。學爲文字 ,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 ,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 。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 ,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 ,舉而輒當 。人皆謂吾得力《史通》 ,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 。[17]章氏以勤補拙,堅持不懈,終成史學名家 。

                                                                   

                                                                  清代漢學家多無名位 ,常年以著書、授徒、遊幕爲生 。著述雖勤 ,而刊印不易 ,有幸得到盧文弨、畢沅、阮元等官員助刊者爲數有限,故他們生前刊行著述者並不多見。即使付梓 ,也幾乎無利可圖 。惠氏弟子江聲享譽學界,在嘉慶初年被舉爲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 ,但生活貧寒 。孫星衍曾寄銀數十兩接濟,江聲謝雲:“接奉手函及《明堂考》 ,且奉厚惠十金 ,竊念閣下愛我  ,謝非筆所能馨也 。計閣下貺我,於今四次矣 。去年曾致書閣下勿復見賜,不至傷惠 ,俾聲亦不至傷廉……心實歉仄,感愧交併也……自計昔爲刻書受錢頗多,方患實不副名 ,前此既不可追 ,後此宜深自厲 ,見利輒取 ,毋乃累乎?”[18]江聲清貧的著述生涯於此可見。

                                                                   

                                                                  考經證史耗費心力,出版又不易,許多漢學家一生貧病交加 ,默默無聞。比如 ,張星鑑師從陳奐,屢應秋闈不中 ,以諸生終 。他以遊幕爲生 ,歷經皖、鄂、豫等省,與鹹同年間校書者多有交往,所撰《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 ,得河南學政之助刊行  ,其餘則難以面世。同治年間,張星鑑曾去金陵書局拜訪戴望、劉恭冕,於治學的艱辛頗有同感。自記雲:“時局中刻諸史,任校讎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寶應劉君叔甫,各以文章、學術雄視一時 。子高好讀毗陵莊侍郎、劉禮部書 ,爲先漢今文家學。叔甫系端臨先生從孫 ,考證經、史 ,能不墜其家法。與之言論,慨異學之鼓簧 ,嘆經生之不遇 。”[19]張星鑑晚年學益邃,境益困……未嘗一日稍得志 。光緒三年,倦遊返吳,老而貧,貧而病,里居困瘁……有子先卒,身後蕭然 ,家徒壁立 。親友爲營喪葬事既畢,其戚朱硯生給諫……搜訪遺文 ,將以付梓 ,得《仰蕭樓手稿》二卷。[20]乾嘉漢學一度得到官方扶持 ,但對朝廷來說 ,經學的價值始終體現在工具層面 。故有清一代,嘆經生之不遇者絕非少數 。劉恭冕學有淵源  ,逝世前得中舉人 ,而一生境遇並不比戴望、張星鑑優裕多少,而續完的《論語正義》成爲一代名著。這類刻苦治學的情形在清代中下層士人中屢見不鮮  。

                                                                   

                                                                  儘管如此,許多學者仍不計功利 ,數十年沉潛於學術,死而後已,茲舉乾嘉漢學家數例:

                                                                   

                                                                  餘蕭客早年師從惠棟而能傳其業 ,深疾鑿空之談。“幼有異稟 ,尤攻苦自勵。家甚窶貧,而書卷不啻千計,皆奔走數十里 ,或扁舟 ,或柴車,聞一異書,必假抄寫 ,或得觀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中歲得目疾,畏風日 ,構一室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巨案周其室,書冊鱗比 ,誦習之寒暑弗間也” 。[21]他以布衣終老,有暇則讀《十三經注疏》,並摘錄註疏 ,欲求補缺 。自乾隆二十四年秋始 ,依《十三經》經文編次 ,孜孜不倦 ,晝夜手錄 ,至二十六年  ,左眼幾近青盲。二十七年二月,目疾日甚,多方治療,至四月仍未愈 ,以至頭不得俯、不得回,行走不能活動 ,否則眩暈耳鳴,通晚不止。是年九月,終於成《古經解鉤沉》30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爲33卷。是書成稿後 ,餘蕭客告祀先聖及文昌之神,學友爲詩以紀其事。

                                                                   

                                                                  任大椿精於漢代禮制和名物制度,官“四庫館”及監臺之餘,精研《禮經》,著有《弁服釋例》等書。他好輯錄佚書 ,撰《小學鉤沉》 ,輯小學書籍38種,於諸家異說多所考證。又撰《字林考逸》8卷 ,共輯一萬五千餘字 ,超過原書字數 。輯佚之事,艱苦繁雜,以致他經常帶病操勞。乾隆四十年,他正帶病輯考《字林》 ,特來探望的章學誠記雲:散見蒐獵橫博,楮墨紛挐 ,狼籍枕蓆間 。君呻吟謂病不可堪 ,賴此消長日耳 。”[22]是書於乾隆四十七年完稿  。

                                                                   

                                                                  章學誠治學也是孜孜不倦,毅力堅強 。晚年眼病目盲 ,仍著述不輟 。自己不能寫字,則口授兒子代寫 。針對漢魏以降士大夫好編文集、總集、別集之風 ,他強調“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23]。他主張寫專門之書而反對編文集,體現了漢學家的學術取向,即好作專門的經史考證,而疏於作文。清代一些著名漢學家,如吳縣惠氏、高郵王氏、常州莊氏等都潛心撰寫專門之書 ,留下的文集篇幅很少  。然而,許多經學、子學專著不得不耗費作者數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心血 ,其鍥而不捨的學術追求是不言而喻的。

                                                                   

                                                                  焦循中舉後,發奮著書,成爲《易》學、《孟子》學和天算學大家。自述從41歲以《十翼》及上、下兩經參互融合,五年三易其稿 ,至45歲那年三月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 。妻子啼泣 ,戚友唁問  ,一無所知 ,惟《雜卦傳》一篇朖朖於心。既甦 ,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  。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 ,以循有志於此經 ,所以昏瞀之中 ,開牗其心,陰示厥意。[24]從此,他不憚寒暑,不與應酬,不赴科考,專心《易》學 。焦循著《孟子正義》則先令其子焦廷琥抄錄專說《孟子》之書 ,加上雜見他書者  ,編成《孟子長編》30卷 ,然後以己意裁成損益,撰寫《孟子正義》 。廷琥記雲:

                                                                   

                                                                      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引注)十二月初七日 ,開筆撰《正義》,自恐

                                                                   

                                                                  懈弛 ,立簿逐日稽省 ,仍如前此注《易》……每夜三鼓後不寐,擁被尋思:

                                                                   

                                                                  某處當檢某書,某處當考某書 。天將明,少睡片刻 ,日上紙窗 ,府君起盥

                                                                   

                                                                  漱,即依夜來所尋思,一一檢而考之……府君之心血,竟以著書耗矣……

                                                                   

                                                                  病中猶以未能錄完爲憾,語不孝曰:《孟子正義》無甚修改  ,惟所引書籍 ,

                                                                   

                                                                  仍宜逐一校對,恐傳寫有誤耳。[25]

                                                                   

                                                                  焦循家居18年 ,刻苦著書300卷 ,在完成《孟子正義》後不久,便於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去世了 ,僅58歲。焦循著書而死 ,而其子廷琥發揚家學,沉溺於學術  ,加之體弱多病 ,父卒半年後也因病早逝了。

                                                                   

                                                                  道鹹以降 ,社會動盪 ,治學環境每況愈下,而許多學者治學不懈 。績溪胡氏以學術成就享譽晚清 ,而勤奮治學也是胡氏家風。史載胡秉虔 ,“好學之心孜孜不倦 。咸豐辛未之歲 ,已成進士十二年。先生從侄竹村先生計諧來都 ,與先生同寓  。每夜讀書必盡燭二條,或日間酬應紛紜 ,而夜課不減 。勤學不輟,無異寒素  ,宜其所成之深也 。”[26]其侄胡培翬(竹村)的《儀禮正義》爲傳世之作 ,而撰寫過程更加艱苦。他致信陳奐雲:弟自秋間背生一疽,臥牀數月 ,近日始能起坐,然尚未復元。《儀禮疏》稿寫出僅止一半 ,今歲在舍,耽延日多,俗務紛集,又復遭此災厄 ,精神頓減 ,成書未知何日 ,焦甚 。”[27]然而 ,胡培翬仍以頑強的毅力撰成了此書 。

                                                                   

                                                                  黃式三自少癖嗜讀書,一生治學不輟 ,生前僅有《論語後案》刊行。他對漢學家的“求是”理念不敢自信,但堅持“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而求其是”[28] 。這種好學精神滋潤後代,其子黃以周闡發家學,精研《三禮》  ,詳考禮制書,晝夜研索,多正舊說之誤,釋後人之疑,著《禮書通故》百卷 ,列爲五十目 。[29]黃氏成爲晚清學術名家 ,而刻苦治學也傳爲家風。

                                                                   

                                                                  戴望出身儒門,幼年孤苦 ,寡母節衣縮食,助之向學 。他曾從陳奐、宋翔鳳問學 。學未大成 ,卻遇上太平天國戰爭 ,只得奉寡母避居蘇州城南之東林山 。清軍收復江寧後,戴望受聘入金陵書局校書 ,閒時澳门皇冠經、子,學識益進,撰成《戴氏論語注》20卷 ,輯《習齋顏氏學記》10卷,撰《管子校正》24卷 。又爲《古文尚書述》,屬稿未半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江寧數病 ,病稍間 ,即改所著書 ,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年僅37歲。[30]這類事例在清代漢學羣體中不勝列舉 。

                                                                   

                                                                  清代漢學家沉潛於研經考史,表現出頑強的學術韌性 。王國維謂治學的第二境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 ,爲伊消得人憔悴” 。在清代漢學羣體中,許多人豈止是憔悴而已,以學術爲生命者可謂不乏其人  。正是這種刻苦治學、鍥而不捨的精神鑄就了實證學風 ,延續了清代漢學的輝煌  。

                                                                   

                                                                  平等立言  和而不同

                                                                   

                                                                  清代漢學家的門戶觀念不如宋、明理學家深重。乾隆年間,惠棟等人倡導漢學之時,注重獨立門戶 ,凸顯壁壘。但嘉慶以降,調和、兼採漢宋的局面逐漸形成,門戶觀念趨於淡化。儘管漢學家之間也有師承或意氣之爭(後者如段玉裁與顧廣圻論校書),但大抵以實事求是爲宗旨 ,表現出和而不同、平等立言的態度 ,學術上沒有不可冒犯的偶像。鄭玄、許慎是漢學宗師,自然也是學術典範,但如何認識二人的學術風範?焦循認爲:“許氏作《說文解字》,博採衆家 ,兼收異說。鄭氏……注《三禮》 ,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元謂’按之於後 。《易》辨爻辰,《書》采地說,未嘗據一說也 。且許氏撰《五經異義》 ,鄭氏駁之 。語云:‘君子和而不同。’兩君有之 。”[31]“和而不同是焦循對許、鄭學術精神的總結,實則反映乾嘉漢學家的治學態度  。清代漢學羣體中 ,學術上爭鳴立異、推陳出新是普遍情形。惠棟、戴震、錢大昕等人以學問精博、蔚爲宗師而載諸史冊 ,而他們的一些見解在當時即遭受質疑 。

                                                                   

                                                                  與此同時 ,漢學家進行學術爭鳴的態度多如錢大昕所云:“愚以爲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 ,詞氣須謙和 。一事之失  ,無妨全體之善。”[32]討論古學尚且如此  ,與當朝人切磋更需謙謹。錢氏面對他人的學術質疑 ,總是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 ,其大量書札留下了這類記錄。比如 ,盧文弨推崇錢大昕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表,士之楷模。但對於錢撰《熊方後漢書年表序》反對更改熊書的主張 ,盧氏持有異議 。在反覆考覈之後 ,他指出熊書的數條失誤  ,[33]還指出錢著《續漢志》中的幾處訛誤。錢大昕覆信雲:來教謂《續漢志》述二十四氣中星,大寒旦中 ,當是‘心半’,非‘心二半’  。僕初校時,但據閩本添‘二’字 ,初未布算 ,茲以《四分述》推之 ,果是心半,始悔向來粗心之誤,受教良非淺矣  。惟是尊教雲中與節相距之度 ,不過十四、十五之間,則恐未爲定率  。”[34]這類平實討論在漢學家之間實在是習以爲常  。

                                                                   

                                                                  “四庫館”成爲漢學家的大本營 ,也象徵着漢學擠身於清學正統。館中聚集了不少一流學者 ,但他們並非不可置疑的學術權威。戴震作爲學術大家享譽士林  ,而從嘉道年間開始 ,戴震的《水經注》案爭論就已開始,其後持續百多年 。王念孫早年師從戴震,卻像汪中一樣否定戴震“光被四表”的解釋,這一見解後來收入王引之的《經義述聞》  。錢大昕與戴震書札往返 ,力辨西人歷算學之非  ,指出戴震之師江永“乃創爲本無消長之說  ,極詆楊(光輔)、郭(守敬),以傅會西人”。[35]與此同時 ,王念孫對錢大昕的經史考據也多有辨駁,如《史記雜誌序》《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後》等篇 。[36]

                                                                   

                                                                  揚州學者王念孫、汪中、劉臺拱、李惇(成裕)等人爲至交好友,而學術觀點多有出入。汪中致信劉臺拱雲:“中在府城中,嘗與成裕相知 ,處四五日,其心折於足下者甚至。至於學術同異 ,則誠不可以口舌爭也  。”[37]他們的學術異同不只是考證見解,而且體現在儒學宗主。王念孫、劉臺拱兼尊宋學 ,汪中、李惇則不遺餘力地排斥宋學 ,而汪、李對於劉臺拱兼尊宋學也頗有微辭 。汪中曾致書臺拱: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之說爲恨 。君子之學如蛻然 ,幡然遷之 ,未審比來進德修業 ,亦嘗發寤於心否?示知爲望。”[38]但劉臺拱並未改變自己的學術特色。汪中、李惇還曾爲考辨明堂制度反覆辯論 ,求同存異 。這些學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 。雖有講習 ,不相依附”。[39]不相依附是漢學家的學術理念之一,不僅見之於同鄉好友間,也流露於師徒之際 。

                                                                   

                                                                  焦循對待學術批評的態度也有典型意義,他說:“餘生質極鈍 ,然每得一書 ,無論其著名與否 ,必詳閱首尾……餘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 ,無論經、史、子、集……必詳讀至再至三  ,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  ,盈二尺許矣 !”[40]在設館授徒之餘 ,他嘔心瀝血,於28歲撰成《羣經宮室圖》50篇 ,倉促付梓後  ,疏漏自不能免  。江聲讀後,寫信反覆辯難。焦循將江聲手札保存下來,讚賞江氏德性之醇穆 ,並感慨:

                                                                   

                                                                      嗚呼!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閱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 ,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 ,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  ,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 。[41]

                                                                   

                                                                  焦循闡明瞭學者對待學術批評的應有態度  ,“規之當,則依而改之” ,否則開誠佈公地辨明。這是博大胸懷和學術自信的體現 。

                                                                   

                                                                  劉恭冕、戴望是《論語》學朋友 ,而學術路向大相徑庭 。戴望對劉氏兼採漢、宋不以爲然,曾致書張星鑑雲:“叔俛兄經學雖有所得,唯惜其漢、宋雜糅,與蘇、常諸老派別實異,求如洵美、泳之之謹守家法,自二三君子外,不可多得也。”[42]劉恭冕則不完全認同戴望的今文經學,曾致信劉壽曾雲:冕於《春秋》欲昌明左氏,辨漢人左氏不傳《春秋》之誣(擬爲文十篇),現撰文四篇,俟後鈔出求教(一辨衛蒯瞶、輒父子爭國事,一辨王壬秋《莊子》中有公羊說之誤,一論何劭公用緯說《公羊春秋》之誤 ,一論公羊家微言之辨)。”[43]儘管如此 ,劉恭冕的《何休注訓論語述》除了多引劉逢祿、宋翔鳳的見解外,也直接引用戴望的《論語注》,且關心其遺著出版。

                                                                   

                                                                  結 語

                                                                   

                                                                  上述學術精神與“實事求是”理念相輔相成  ,還有待於今人認識和闡發 。其實 ,清代漢學家的治學精神遠不止此 。此外如謹慎立言的學風 ,被稱爲“一字之證,博及萬卷” 。正如阮元所云:“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 ,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  ,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44]清代漢學家不好立宗旨,淡化道統,似乎做着無用之學 ,但不僅取得了輝煌的考證成就,而且在廟堂理學之外詮釋儒學本原 ,自建了學統  。儘管清代漢學不無繁瑣之弊 ,思想建構較兩宋儒學遜色,卻是醫治空疏學風之良藥 。這些都是前代儒家未能達到的境界,對於清代學術的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進而言之,矻矻考據的清代漢學家並沒有侷限於“保身”“謀生”,後世也不應以此來認識其精神境界。他們淡化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 ,少談心性之學和綱常道德 ,卻仍然有其德性追求。漢學家在治學生涯中展現的學術精神,正是其德性修身的重要體現。學者們沉潛踏實的學術風尚,較之束書不觀、奔走利祿的士風,其高下之分不言而喻 ,其中德性蘊含也不容忽視 。

                                                                   

                                                                  作者簡介:澳门皇冠澳门皇冠員、博士生導師 ,澳门皇冠方向爲清代民國的思想文化史、社會史 。

                                                                   

                                                                  [1]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卷一三《壤室讀書圖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 ,第1491冊,第105頁。

                                                                   

                                                                  [2] 劉寶楠:《論語正義·凡例》 ,《諸子集成》(1) ,上海書店影印本 ,1986年 ,第1頁。

                                                                   

                                                                  [3] (清)端木國瑚:《端木國瑚致徐迪惠》,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中(修訂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第461頁 。

                                                                   

                                                                  [4]《論語述而》,宋元人注《四書五經》上冊 ,中國書店影印本,1985年,第29頁。

                                                                   

                                                                  [5]《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中華書局,1962年 ,第2524頁 。

                                                                   

                                                                  [6]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四《錢竹汀先生事略》,同治八年刊本 ,第32頁。

                                                                   

                                                                  [7]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一《益都李氏宗祠記》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 ,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第327-328頁 。

                                                                   

                                                                  [8]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八《士大夫不說學》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497頁。

                                                                   

                                                                  [9] (清)戴震:《戴東原集》卷一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狀》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2年,第1434冊,第546頁。

                                                                   

                                                                  [10]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八《任幼植別傳》 ,吳興劉氏嘉業堂1922年刊本,第12頁。

                                                                   

                                                                  [11] (清)阮元:《揅經室二集》卷四《次仲凌君傳》,《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1929年 ,第26頁。

                                                                   

                                                                  [12] (清)汪中:《新編汪中集》附錄一《容甫先生年譜》 ,廣陵書社,2005年 ,第31頁。

                                                                   

                                                                  [13] (清)洪亮吉:《洪亮吉致孫星衍》 ,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上(修訂本) ,第275頁 。

                                                                   

                                                                  [14] (清)章太炎:《與王鶴鳴書》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一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第154頁。

                                                                   

                                                                  [15]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 ,第78頁  。

                                                                   

                                                                  [16](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二《閻百詩先生事略》 ,第16頁。

                                                                   

                                                                  [17](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家書六》,第73頁。

                                                                   

                                                                  [18](清)江聲:《江聲致孫星衍》,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上(修訂本),第113頁 。

                                                                   

                                                                  [19](清)張星鑑:《贈丁詠之序》 ,《仰蕭樓文集》  ,光緒六年刊本 ,第20頁。

                                                                   

                                                                  [20](清)陳倬:《仰蕭樓文集序》 ,(清)張星鑑:《仰蕭樓文集》卷首 ,第1頁。

                                                                   

                                                                  [21](清)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一《餘仲林墓誌銘》,《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4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52頁 。

                                                                   

                                                                  [22](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八《任幼植別傳》,第13頁 。

                                                                   

                                                                  [23](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六《文集》、《文史通義》內篇六 ,第3頁。

                                                                   

                                                                  [24] (清)焦循:《雕菰集》卷二四《告先聖先師文》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2年,第1489冊 ,第363頁。

                                                                   

                                                                  [25] (清)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叢書集成三編》第86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年,第18-19頁。

                                                                   

                                                                  [26] 胡蘊玉:《胡秉虔傳》 ,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卷四,《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第一百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973年,第997冊 ,第9頁 。

                                                                   

                                                                  [27] (清)胡培翬:《胡培翬致陳奐》 ,(清)陳奐輯,吳格整理:《流翰仰瞻:陳碩甫友朋書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第211頁 。

                                                                   

                                                                  [28] (清)黃式三:《求是室記》,《儆居集·雜著四》,光緒十四年刊本,第26頁。

                                                                   

                                                                  [29] 繆荃孫:《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誌銘》 ,《續碑傳集》卷七五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初編,第九十九輯,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1973年,第989冊,第3頁 。

                                                                   

                                                                  [30](清)施補華:《戴君墓表》,()戴望:《謫麐堂遺集》卷首,宣統三年刊本,第2頁。

                                                                   

                                                                  [31](清)焦循:《裏堂家訓》卷下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0年,第951冊 ,第529頁。

                                                                   

                                                                  [32]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五《答王西莊書》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 ,第603-604頁 。

                                                                   

                                                                  [33]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九《與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 ,第1432冊,第705頁 。

                                                                   

                                                                  [34]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四《答盧學士書》,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 ,第590頁  。

                                                                   

                                                                  [35]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戴東原書》 ,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 ,第566頁。

                                                                   

                                                                  [36] 參見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1925年刊本 。

                                                                   

                                                                  [37](清)汪中:《致劉端臨書之三》,《新編汪中集》,第434頁。

                                                                   

                                                                  [38](清)汪中:《致劉端臨書之四》,《新編汪中集》,第436頁。

                                                                   

                                                                  [39](清)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並序》 ,《新編汪中集》 ,第480頁。

                                                                   

                                                                  [40](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六《裏堂道聽錄序》 ,《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 ,第273頁 。

                                                                   

                                                                  [41] (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八《江處士手札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489冊 ,第298頁 。

                                                                   

                                                                  [42] (清)戴望:《戴望致張星鑑》 ,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下(修訂本) ,第934頁 。

                                                                   

                                                                  [43] (清)劉恭冕:《劉恭冕致劉壽曾》(第二通) ,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下(修訂本) ,第803-804頁。

                                                                   

                                                                  [44] (清)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揅經室一集》卷一一,《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年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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